文艺演出市场“黄牛”泛滥是个讨论了多年的老话题，中国演出家行业协会、公安部门等都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情况却未见好转。
“黄牛有‘北京帮’、‘天津帮’这样的圈子，按不同剧场划分了势力范围，还做了筹集资金、收票、卖票等内部分工，他们消息灵通，知道哪些公司有好票，早早就能从主办单位或票务公司那里拿到票。同样的票，票务公司卖不过黄牛……”谈起文艺演出市场的“黄牛党”，中演票务通原总经理薛利平的语气中不乏感慨与无奈。
赠票是“黄牛”的重要资源
“黄牛”之所以存在，且近几年呈现出有组织、有纪律、规模化的发展态势，有三个原因：一是“赠票”成风的社会习惯；二是诱人的利润空间；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黄牛”通过渠道优势掌握了稀缺资源。
赠票是“黄牛”的一个重要资源。赠票包括演出商向主管部门赠送的公关票、单位包场发给员工的福利票、剧场或演出团体的工作票，以及演出方提供给赞助商的赞助票等等。
薛利平透露，除了赠票，不少演出商在媒体上投放广告时，为了冲抵部分广告费，会向媒体提供宣传演出的“置换票”，一场演唱会的“置换票”有时甚至会达到数百张。给媒体提供“置换票”，演出商既省掉了部分广告费，又充抵了票房业绩，可谓一举两得。这些赠票或置换票，往往会被卖给“黄牛”。
然而演出商、剧场、票务公司这些正规售票渠道，为什么也愿意把票卖给“黄牛”呢？记者调查发现，一部分是出于无奈，一部分是为与“黄牛”分一杯“羹”。
“黄牛票”可分为高价票与低价票两类。低价票，指低于标价出售的票。低价票一部分是票贩子从观众手中以更低价收得的赠票，一部分是开演前演出公司“批发”给票贩的余票。以一场演唱会为例，演出商在开场前尚有数十张甚至上百张门票没有卖出，通常愿意直接低价“批发”给票贩，而不是在演出场地专门设置售票点向观众出售，因为一来演出商要为此投入人力、物力，二来同样的票，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黄牛党”要比演出商卖得更好。
高价票一般是供不应求、市场反响强烈的热门剧目的门票，因为“一票难求”，一些剧场或演出方的工作人员、票务公司将票加价卖给“黄牛”，便可轻松获得差价“回扣”。假设标价300元的热门票，“黄牛”以400元的价格从售票方拿到，转手就能卖到500元到800元甚至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售票的人获利了，“黄牛”获利了，买单的却是普通观众。
治理“黄牛”要从票源入手
音乐评论家王纪宴是古典音乐会的常客，国际著名乐团来中国，他都会去现场观看。王纪宴发现，有时在剧院售票处买不到的票，却可以在“黄牛”手中买到。“他们贪婪地提高着票价，如果你询问价格而最终不买，马上就对你恶语相向。”他认为，因为“黄牛”的扰乱，普通大众离实现文化需求的“梦”，似乎更远了。
低价“黄牛票”看似给观众提供了便利、实惠，却损害了先购票者的利益，尤其是损伤了忠实的文艺演出购票者的热情，因为谁也不愿做“冤大头”。且不说开演前能否买到低价票，如果大家都在开演前去买打折的“黄牛票”，就会更加助长“黄牛党”的气焰，市场秩序乱了，文化市场的生态也被破坏了。高价票的危害更无需赘言，炒高了票价，吓跑了观众，普通百姓望而却步，他们无形中被剥夺了观看文艺演出的权利。
关于“黄牛”倒票行为的法律处罚，2005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十五日拘留和一千元罚款的处罚上限，与卖出一张“黄牛票”有数百元的利润相比，违法成本远低于其获得的巨大利润。违法成本低、利润诱惑高，况且在通常情况下，处罚也是形同虚设，于是“黄牛”团伙的日益活跃也就不难理解了。
治理“黄牛”，要从票源入手进行监管，这是目前许多从业人员的共识。针对赠票，国家大剧院有严格的“倒查”机制，一方面尽量减少赠票，另一方面对每张赠票赠予何人都有明确记录，这样，一旦发现流入“黄牛”市场的赠票，便可查出源头在哪。国家话剧先锋剧院也规定，每场话剧演出，只留6张工作用票。而赠出去的票，则要求被赠人前来观看演出时现场取票，这就大大降低了流入“黄牛”手中的几率。
要从根本上杜绝“黄牛票”，国家大剧院党委副书记郭玉良认为，“黄牛”屡禁不绝，“黄牛票”总有市场，是因为“黄牛”所贩卖的文化演出门票目前仍属于稀缺资源，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繁荣文化市场，向市场输出更多更好的演出，改变供不应求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