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迈时期的金字塔
2011年7月9日，苏丹南方建立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同苏丹共和国（北方）分离。表面上看，南北分离的直接原因是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次南北内战，是南北双方落实《全面和平协定》的关键条款，即通过南方公决决定南方政治地位的合法选择。而实际上南北分离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是历史上形成的南北文化、种族和宗教差异，殖民统治与奴隶贸易以及南北关系长期不睦的结果。
南北分离前的苏丹共和国领土为250万平方公里（南方约62万平方公里），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其近3900万人口（南方人口不足900万）分属19个种族，597个部族。苏丹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国家，其北部的努比亚地区被史学家称为非洲大陆诸文明与中东及地中海古代多元文明交汇往来的“努比亚走廊”。努比亚史前文化的起源十分古老，早在石器时代苏丹境内尼罗河流域一带就有人类定居。约从埃及第一王朝开始，努比亚各原始黑人部族的文明进入自己的发展时期，努比亚地区出现了若干实力不俗的库什（黑人）国家，凯尔迈时期（约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纳帕塔时期（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和麦罗埃时期（约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的库什王国是其杰出代表。这些国家共同创造了既有埃及风格又具自主色彩的努比亚文明。
公元6世纪前后，基督教从埃及、阿克苏姆和红海沿岸传入努比亚地区，使麦罗埃王国灭亡后出现的苏丹北方的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和马库拉等地方性王国进入了繁荣近千年的基督教努比亚文明时期。从9、10世纪开始，苏丹北部地区再次经历重大历史转型，即努比亚文明的阿拉伯－伊斯兰化。在越来越多阿拉伯人的渗入和伊斯兰教的强势传播下，努比亚的古代基督教王国最终于15世纪走向灭亡，随后在今苏丹境内出现了芬吉（1504年—1821年）和达尔富尔（约1640年—1874年，1898年—1916年）两个伊斯兰王国。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持续了上千年，并逐渐将苏丹北方居民变成了阿拉伯人。随后，这一进程在土耳其—埃及统治阶段（1820年—1885年）和马赫迪革命时期（1881年—1898年）得到了重大推进，并最终将苏丹北部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由于无从考证的原因，苏丹南方的早期历史鲜为人知，但早在15世纪之前南方就已生活着目前南苏丹丁卡、努尔、巴里、希鲁克等尼罗特人的祖先，他们以农耕或家畜饲养为生。19世纪前期，非尼罗特的赞德人进入南方，他们建立的王国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一直存续到20世纪初期。与北方人的阿拉伯—伊斯兰化不同，南方人因蚊虫、赤道气候、沼泽地等天然屏障及部落武装的抵抗而免于伊斯兰教的扩张，这使他们能够保留自己的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和政治制度。不过，北方人对南方的奴隶猎捕和南方对北方的抵抗一直是19世纪之前苏丹南北关系的主要特点。
土耳其—埃及对苏丹的统治对苏丹南北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19世纪的奴隶贸易使南方人同苏丹阿拉伯人有了更多接触，也导致了他们对北方人的仇恨。贩卖南方黑奴本来就是苏丹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古老传统，南方黑人主要被北方的阿拉伯奴隶贩子贩卖到埃及和中东地区。占领苏丹后，埃及政府也直接参与了北方人在南方的奴隶掠获活动，甚至一度垄断奴隶贸易。其二，虽然在南方的探险并不成功，对南方的管理也名存实亡，但当时已被英国控制的埃及却将欧洲人带到了南方，并为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历史证明，基督教不仅对当代苏丹南方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南方人对抗阿拉伯—伊斯兰化的主要工具。
如果说南北不睦的最初原因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奴隶贩卖，那么英国对苏丹的殖民统治则是强化南北不和的重要原因。绞杀马赫迪国家并重占苏丹后，以英埃共管为幌子的英国殖民者在苏丹北方和南方推行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且人为加剧南北之间的原有隔阂。英国殖民者以西式政治结构取代北方原有的集权制度，但在南方却推行封闭和孤立南方的所谓“南方政策”——禁止北方人进入南方或在南方工作；阻止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向南方传播；鼓励南方黑人恢复其非洲传统文化和部落生活；鼓励传教士在南方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和开诊所，传播基督教文化。共管时期（1899年-1955年）的“南方政策”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南北关系，而且为日后的南北分裂播下了痛苦的种子。
北方和南方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及独立前后国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是导致南北对抗的直接原因。虽然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第一次苏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南方黑人，但是1947年之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基本局限于北方，而主导苏丹独立进程的两大政党（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也是基于苏丹两大伊斯兰教派（安萨和哈特米亚）的北方政党。在所谓参与政府管理的北苏丹咨询委员会（1943年-1947年）和管理会议（1946年-1947年）中，南方没有任何代表。为了应对管理会议提出的成立代表全苏丹的立法议会的要求，1947年英国殖民者在南方首府朱巴召开了一次征集南方人意见的会议，并使与会的南方代表同意南方派代表参加立法会议。然而，在随后成立的由75名议员组成的第一届立法议会中，留给南方人的席位仅有13个。同样，在1953年的议会选举中，南方只获得了97个众议院席位中的10个席位和33个参议院席位中的3个席位。
由民族联合党领导的自治政府在1954年初成立后，迅速推行苏丹化运动，全面替换各级政府中的英国官员。在英国人和埃及人留下的大约800个职位中，只有6个南方的下级行政职务被委任给南方人，这极大地伤害了南方人的感情。随后，自治政府又拒绝了南方人提出的在苏丹实行联邦制的要求。南方人的怨恨和愤怒情绪不断膨胀，并最终在距离苏丹独立不到5个月的1955年8月发动武装叛乱，不加区分地肆意杀害在南方的北方人。自此，长达半个世纪并直接导致南北分离的血腥内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然，南北分离并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如果独立以来的苏丹政府能够尊重南北方文化、种族和宗教差异，切实改变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尼迈里政府能够始终遵守结束第一次内战（1955年-1972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协定》，保证南方的自治地位，如果民族团结政府能够全面落实结束第二次内战（1983年-2005年）的《全面和平协定》，使统一更具吸引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将仍然是那个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姜恒昆（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