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体制都已不再是单一模式，而是逐渐呈混合趋势。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媒介兼并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多种体制共存已成常规现象。然而，尽管各自运行方式有所不同，但肩负着公共产品提供者重责的公共频道始终是各国传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频道因媒介商业化侵蚀而发生的媒介生态改变成为电视人、媒介观察家和传播学学者关注的话题。近来，重庆卫视改版开创的公益频道创新模式引发学界和业界强烈关注，相关探讨也逐渐走向广泛和深入。
重庆卫视改版：公益频道的创新之举
重庆卫视全面改版引人瞩目。从2011年3月1日起，重庆卫视在“国家高度、重庆特色、大众需求、艺术魅力”的总体思路指导下，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着力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造自办精品文化栏目，以便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公益电视服务和良好的收视体验。其改革措施被概括为“一不二减三增”，“一不”是指重庆卫视在任何时段都不再播商业广告。“二减”分别为减少电视剧播出量和减少外购外包节目播出量。“三增”是增加新闻节目播出量、增加自办专题节目和文化栏目、增加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从经济机制上看，非商业化的重庆卫视主要靠财政拨款支持；从政治方向看，重庆卫视的节目内容由政府主导。
在全国电视台激进的商业化进程中，重庆卫视的改版举措颇令人意外；特别是在各省级卫视竞争市场的情况下，这种反潮流之举激起了不小的反响。推崇者有之，疑惑者更多，最主要的质疑是，重庆卫视以“公益频道”为目标的改革与西方的“公共电视”是否具有可比性？其作为需要政府拨款的“公益频道”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要想弄清这些问题，还得从广播电视体制说起。
他山之石：西方公共频道的历史追溯
广播电视体制简称广播体制，包括声音广播和电视广播。广播体制是各国广播电视事业赖以建立和组成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方法。目前世界上的广播电视体制可以大体分为商营制、公营制、国营制三种。这三种体制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其理念和操作也有很大的差别。
国营制以苏联为代表，国营广播电视事业为国家所有，由政府部门经营，主要任务是推行政令，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引导。商营制将广播电视的经营完全看做市场行为，对受众数量的衡量即收听收视率成为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指挥棒，节目内容具有泛娱乐化倾向。公营制以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楷模。BBC国内节目不播广告，经营费用来自视听接收费。同时，BBC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受政府直接控制。日本广播协会（NHK）与BBC的经营方式大同小异。而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网（PBS）大大抑制了商业性，但其基本经费来源却是政府。所以，公共广播电视的模式和机制也不尽一致。
西方公共广播电视提供的有益经验，体现在节目设计和服务宗旨方面。第一是节目的普及性，即覆盖服务区域全体人口的地理特点。公共广播电视不首先考虑覆盖的成本和利润，其目标是为大多数受众提供节目。第二是服务的广泛性，即满足多数人需求的普遍兴趣的特点。公共广播电视不是一种昂贵的特殊服务，而是一种基本的平等的普遍服务。第三是服务的优惠性，即对在社会中居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给予特殊关照的特点。公共广播电视为这些“不被听到”的声音提供说话的机会。第四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即体现民族文化特征和社区群体的特点。公共广播电视可以为社会各种声音提供表达和交流的渠道，克服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疏离感，从而有效地建立社群的整体感。第五是注重节目的质量。其评价标准主要是节目质量的好坏，而非受众人数。其竞争是一种质的竞争，而非量的竞争。此外，还包括立场的独立性、经费来源的直接性等。当然，西方公共频道在实际运转工程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设定的原则和目标及积累的经验可为中国的公益频道提供借鉴。
公益频道诞生有其必然性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进行了区分，一个标准就是产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另一个标准便是产品是否具有竞争性，也就是说，一个人使用了某种产品后，就用不着再使用其他产品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致使人们在不支付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消费，同时也出现了“搭便车”现象。这意味着，生产公共产品无论成本如何，收益都很低，往往无利可图。
在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是广告支持生产、受众“免费”获取的。因此，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也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思想和艺术水准较高的节目成本大于收益，费而不惠。而通俗性大众化的节目却是惠而不费，受众欢迎，广告商乐意，广播电视台获利。这些节目如果保持在适当比例，则适度体现了新闻媒体的娱乐和消遣功能。但如果一味追随商业目标，放弃教育和社会责任的结果，则会导致社会的公益目标和某些群体的文化需求被忽略。换言之，逐利过度，放弃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公共性，则会使社会公益和民族文化受损。这种现象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则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的国营体制不再纯粹，而是混合了商营制的许多元素，如政府允许广播电视播出广告，广播电视也开始将利润作为追求目标之一。虽然传播媒介的所有权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广播电视节目的经营权已经下放。为了追求收听收视率，广播电视节目日益迎合受众趣味，越来越娱乐化。在经营上，则偏向广告主利益，将目标受众锁定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弱势群体的收视需求。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暴露出市场无法为公众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缺陷。
重庆卫视改革的可能困境
为了矫正这种失灵，可采用政府提供公共广播电视服务、满足社会教育和公众多样化需求的做法。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一些理念与做法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广播电视压倒性的商业化潮流中，应该允许另一种类的非商业模式存在。在媒介竞争日益沦为眼球消息竞争的市场社会中，鼓励抱持“公共”理想的试验。重庆卫视的改版创新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大胆尝试。
重庆卫视的改革创新意义值得关注，但其做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问题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财政拨款的可持续性；二是节目质量的提升；三是传播的长期效果。财政拨款作为经费补偿的方式有两个方面的缺点，第一，财政拨款造成了财政负担，政府可能会受到纳税人的压力。第二，财政拨款的“供养”可能会降低媒体的生存危机感和市场竞争能力。在旱涝保收的情况下，编辑、记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能会打折扣。在节目质量和传播效果的评价方面，还需要认真研究受众的需求和心理，满足公众业余生活娱乐休闲的需要。因公共广播电视众口难调，受到普遍欢迎并不容易。因此，应深入研究如何把节目办得既有益又有趣。
实际上，电视节目耗资过大，政府供养并不容易。而广播节目所费不多，更有可能实现非商业经营。如果广播节目实现非商业化，改革成本较低，效果会更有保障。此外，重庆卫视的改革也需要国家政策和制度的配合，还特别需要支持性的民意环境才能保证它的成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重庆卫视改革关键词
“颠覆娱乐”
重庆卫视致力于打造全国第一家公益电视频道，真正办成传播先进文化的主流媒体，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主流文化、高雅文化，更好地发挥宣传重庆、引领社会、传播知识、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2011年3月1日起，重庆卫视不再播出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购外包节目，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
“我爱中国红”
黄金时段播放自办红色栏目。在每一档节目中，都突出“红”，着力塑造“红色”，相关活动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
公益特色
以符合频道定位，展示重庆城市形象，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公益广告和宣传片代替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和宣传片将不在单个节目或电影、电视剧中插播，而是安排在各档节目之间适当播出。另外，五档新闻栏目全天穿插播出，每天播放电视剧不超过七集。在资金方面，实施政府补贴加自身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