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成都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1911年的成都街头,因为一条铁路而变得无法平静。
记者到达成都的当天恰逢四川大学新学期开学。川大的湖北籍学生朱鹏景也像往常一样，从武昌搭乘火车来到了成都。从湖北老家到四川的学校，朱鹏景可以方便地搭乘火车直达。当后人将目光投注在川汉铁路身上时,会发现这条清末即开始修建、却直到百年后才最终建成的铁路,异常沉重地承载着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正是这条铁路，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成为史学界所说的“一条路搞倒了一个王朝”。 特派记者 杨甜子 成都报道
“路权国有”震撼四川
"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
——蒲殿俊（时为留学日本的学生，后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名词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川汉铁路东端从湖北宜昌到四川万县的一段开始动工,“自修铁路”的梦想距离实现指日可待。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来说，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的厚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针对川汉铁路这条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干线，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
彼时的蒲殿俊，还不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称谓的“保路运动领袖”，只是东京众多清朝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留着长辫子的“立宪派”之一。铁路在他的眼里还只是“实业救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留学生蒲殿俊在两年后回到四川，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写上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四川大学研究保路运动的专家陈廷湘告诉记者，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
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
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
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报载“成都附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俱同时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
罢市罢课来势汹汹，但蒲殿俊的直接目的依然是索回路款而已，此时的他还在痴痴地等待着四川总督赵尔丰实现承诺，发回路款，便愿意将川汉铁路的路权拱手上交。
在成都人民公园一隅的保路运动史料纪念馆里，保路同志会的斗争史和四川政局变化点滴都被完整保存。纪念馆里灯光昏黄，偌大的展厅里只有记者一人。一片寂静中，一份1911年的《西顾报》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彼时的“保路”，仍属“和平请愿运动”的性质。
但是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从和平请愿到武装暴动，《自保商榷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廷湘强调，这份《商榷书》是赵尔丰下决心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转折点。
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30余名壮士，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联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模糊不清。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但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
“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留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蓉城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迅速自保自救。“水电报”如今在四川博物院的“辛亥百年”纪念展中还有仿制品，但具体的详情已无法复原，只有一位川籍作家用浪漫主义的笔法描写过当时人们奔走传阅“水电报”的经过：“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木板长尺余，遍涂桐油，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雁阵声声，江流滔滔，木叶袅袅。”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进军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枪声打响了。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一名美国教师的“辛亥家书”
“现在的中国形势很严峻，越来越强大的汉族人已经不堪忍受朝廷的压迫，想要建立自治政府。”“四川的保路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电报已断，但军队很少。城市里的学校还在上课。”这些详尽文字援引自美国人路得·那爱得的“辛亥家书”。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正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任教的美籍教师那爱得见证了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段变革时期——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在那爱得和姐姐尤雯塔的家书往来中，他写下了自己在成都所亲历的保路运动的局势和状况。“成都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沧桑。当朝廷的军队用枪射击革命军的时候，反抗者像火种的薄纸一样倒下。但朝廷的实力始终是在衰落，难挽大局,”如今，这些朴实而又详尽的文字已经成为了研究辛亥革命，尤其是记录保路运动详情的珍贵史料。那爱得1913年病逝于成都，酷爱摄影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遗留下了不少“辛亥图片”，记录下了这段短暂却又命运攸关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