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
家庭对鲁迅一生的影响很大，自出生后，家庭产业的变化也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要从鲁迅的先辈们谈起。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在其所写的《恒训》中说：“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城，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周家祖上周逸斋约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举家进入绍兴府城。这里所说的“明万历时”(1573-1615年)是周逸斋的第二、三世，其家境已很不差，以致能设置“先公祭田”。到六世周懋仁等七兄弟(老七房)、七世周绍鼎等七兄弟(小七房)，家境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以致全族“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真是“大大族焉”。“嘉道时”是指九世十世，各房大都开始衰败，只有长房(鲁迅所属)保持小康水平。
周氏家族境况的衰落，周介孚在《恒训》中还有进一步的说明：“我家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余，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尔辈知之，如用钱有余，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也就是说，周氏家族的衰落，除“多效奢侈”外，更主要的是受到太平天国与清军战乱的冲击，“宝来饰店”、“会亨钱庄”果然失去，就是那“当铺十余所”，当然也荡然不存。
关于周氏家族的兴衰，十三世周冠五在《周氏家族的经济情况》(见倪墨炎陈九英编《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中有提及：“在一、二世是苦的贫农，因为连字都不识，可以证明其为极端的无产阶级者；三、四两世生活渐趋稳定，可能己转入富农或商业阶段；五、六两世生计越益优裕，似已处于剥削者的地位，因为一而再的迁居可知其经济情况；七、八、九、十四代为最旺盛时期；至十一世又处于静止状态。”
周冠五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即公布了九世周宗翰(字佩兰)为三个儿子智房、仁房、勇房分家时勇房所持的分书。他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勇房的后代那里得到的。周宗翰在分书的序言中说：“三子成立，遂建智、仁、勇三房名号，为之分拨田产、当旬、架本、房屋一一配搭阄定。又存公祭田百亩零，另立祭簿，户名佩公祭，自长及幼挨次轮值祭扫，收租完粮。又置读书田二十亩零，户名致芹轮公，亦各随值年轮收纳粮，以为延师之资。庶几香留一瓣耳！尔三房自分受之后，各宜和协勤慎，以光祖上也。勉勤！”文中“当旬”指当铺，“架本”指大型家具。周冠五说：“分书内对当旬、架本、房屋没有明确的提出”，“要配搭阄定的无疑地是指田产而言”。分书中给勇房的田亩计：山阴湖田178.620亩，中田3.7005亩，会稽上田38.890亩，下田5.435亩，共计是二百二十六亩六分四厘五毛五丝。周冠五说：“那么分给智、仁两房的，当然都是同一的数字。”智房生三子，分为兴房、立房、诚房，226.6455亩三房平均分配，每房约得田75.54亩。兴房周以埏单传周福清，产业维持在原有水平或略有减少。周福清单传周伯宜的过程中，产业就不断减少了。
兴房即鲁迅家的田产的减少，大致分这样几个阶段：
1、从七十余亩降至四五十亩，这应该是鲁迅出生前的事。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晒谷》中也说：“大概在前清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时智兴房还有稻田四五十亩，平常一亩规定原租一百五十斤，如七折收租，可以有四千多斤的谷子，一家三代十口人，生活不成问题。”收来的谷子中，相当一部分卖掉，作为家庭的日常开支。从七十余亩至四五十亩，所减少的二三十亩田很可能是曾祖父周以埏已花掉一点，或许祖父周介孚在江西被去职后，为买官职候补而卖掉了一些。
2、祖父案发入狱，要疏通官道，肯定卖掉了二三十亩田地。到父亲周伯宜病重时，还存二十亩。周建人说：“除公共的祭田外，兴房只剩下稻田二十亩，要靠它吃饭，不能再卖了。”“要给父亲治病。”“只能当当头了”。当头就是指首饰和贵重衣物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我从一倍髙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3、父亲终于不治，还得办丧事，哪里有那么多“当头”可当。祖父在牢里再关二三年，还得用钱。鲁迅在《自传》中说：“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些田不是父亲卖掉的，而是祖父因科场行贿案关在牢里急需贿赂官场卖掉的。由于父亲先死(1896年)，祖父后死(1904年)，父亲死后祖父在牢里仍有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及一个姨太太服侍，如田产真的早已卖完，那祖父的开销哪里来呢？所以实际情况应该说：祖父死后(不是父亲死后)，家里的田产，大致已卖完了。必须补上一笔的是，祖传的新台门之外的一些房产，当然比田产更早卖掉，但数量不会很多的。
4、祖父死后，家里还有饭吃。周家各房拥有本房的田产外，还有各房轮值的祭祖田。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失去了曾祖母》中说：“我们覆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一个是三台门公共的祖先致公祭，据说有三百多亩田，由致、中、和三大房轮值，这要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一个是致房的祖先佩公祭，据说有一百六十亩田，由致房派下智(下面又有兴、立、诚三房)、仁(下面又有礼、义、信三房)和勇(单丁，下面未分房，住在老台门)三房轮值，九年轮到一回。祖宗留下田产，叫做祭田，由各房轮流收租，轮流办理上坟祭扫和做忌日等事情，这就叫做祭祀值年。”因为轮值的祭田多达一百六十亩、三百多亩，可收多少租谷啊，而实际用于祭祀的不到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各房常常在扳着指头算：哪一年某某祭可轮到我家了。鲁迅出生后，共四次轮到佩公祭：1884年、1893年、1902年、1911年。这四次的收入不可低估。有三百亩田的致公祭虽要二十七年轮到一次，可周介孚、周伯宜两代中肯定轮到过的，这可是一大笔收入。1906年1月周建人开始当小学教师，月工资银元八元，他要交母亲家用，母亲却说：“阿松，家里俭省一点，饭米也还有。你没有读什么书，就出去做事了，我不想用你的钱，你自己买些书，自修自修吧！”可见家里还不到断炊之虑，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畗裕了。当时家里实住只三人，家里却还雇着男佣和烧饭嬷嬷。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先母事略》中说：“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见把鲁迅当时家境说得过于穷困，恐不合实情。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1935年8月24日致萧军信中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这都是鲁迅当年的真实感受。
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第二子寿洙邻在《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中说：“周氏三台门，嘉、道以来，老台门周以富称，新台门、过桥台门两周以读书世家称。光绪之际，皆衰落矣。”(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这是一个旁观者看周家的兴衰，说得很有分寸，也合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