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鲁迅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
作者：王家平
1909年3月，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东京印行，两个月后《日本及日本人》刊载该书出版的消息：“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译文是汉语。”(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这是全世界首次对周氏兄弟文学事业的介绍，也是鲁迅作品在世界上传播的开端。
百余年来云谲波诡的时代思潮更迭，各接受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学术规范等因素，制约着鲁迅在世界上的传播脉络和基本格局，并因之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研究学派和学术风格。同时，传送国(中国)时局的变化、社会的转型也对世界各国的鲁迅接受和研究产生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二战以前，除了斯诺、史沫特莱等新闻记者的关注外，鲁迅还没有真正引起欧美知识界普遍的兴趣，特殊的个案是法国大作家罗曼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称赞。1926年2月20日，《阿 Q正传》法语译者敬隐渔给鲁迅的信件转述了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读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 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
19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对被中国新政权奉为文化旗帜的鲁迅产生了研究兴致，当然这些研究显示了“冷战”时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特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出版)对鲁迅多有批评，引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的反批评，捷克学者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辩论成为当时国际汉学领域的重要事件并产生深远影响，“他们笔锋所及，二十世纪文学文化史的诸多议题纷纷浮出地表，成为日后学者持续钻研的对象。像夏志清对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神的探讨，普实克对现代文学‘抒情性’和‘史诗性’的辩证，影响至今仍然可见。夏志清和普实克分据欧美学术重镇，他们的学生门人各自形成派别”(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
1960年代后期，美国“越战”带来的灾难促使汉学家们反省自身学术研究的问题。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1969年发表《70年代的任务》的演讲，认为在进行汉学研究时“我们从西方角度提出问题，并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寻找我们所求索的东西，这样做往往有忽视中国实际情况的危险”，费正清对美国汉学中隐藏着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反省和自我批判。
对“冷战”思维的反省，对西方中心论的清算，给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西方鲁迅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疆域，立足作家作品美学和艺术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李欧梵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1987年出版)把艺术分析、心理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成为鲁迅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学术成果。
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鲁迅研究进入了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的“文化研究”阶段。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从民族国家理论到性别理论，再到生态文化理论，各种欧美新理论竞相登场，给鲁迅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保罗？福斯特在其博士学位论著基础上于2005年出版的专著《阿Q考古学》是新世纪西方鲁迅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它采用知识考古学和读者接受学等研究方法，追溯了与阿Q相关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起源和发展，考察了该话语在建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苏联东欧的鲁迅研究与西方形成了对照。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向公众普及具有高度革命性的鲁迅形象，而他的高度艺术创造力则几乎不被提及。在苏东国家学者那里，鲁迅对大众的感情、对革命的热情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大多有这样的预设：作为革命战士的鲁迅比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更能够打动读者。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苏东国家对鲁迅的传播因失去了政治动力而趋冷。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平息后，严肃的鲁迅研究在苏东国家基本停止。
苏东鲁迅研究显示出两种研究流派的分野，“一派具有较多的灵活性，另一派则更教条主义”。前者“强调艺术的完整性”，捷克的普实克和苏联的谢曼诺夫等属于这一派；后一派认为“文艺应当服务于政治，而美学标准并不重要”，苏联的波兹德涅耶娃、索罗金等是其代表。索罗金甚至认为，“从《怀旧》开始，鲁迅就学习苏联文学如何处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爱伦·埃勃《欧美对鲁迅的接受》)。事实上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作于1912年，远早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苏联的建立。可见，教条主义式的鲁迅研究已经到了不尊重历史事实的程度。
普实克在苏东学者中是真正充分把握鲁迅作品艺术创造性的学者，他的专著《抒情与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深刻地指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最大的贡献，这使得他的小说超过了 20世纪初的中国小说。普实克和他的学生克列布索娃、高利克、维林基诺娃等，形成了鲁迅传播史上的“捷克学派”，高利克、维林吉诺娃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是颇为活跃的鲁迅研究者。
鲁迅在日本和其他远东国家的传播展示了与上述两个区域不同的面貌。从1920年代早期开始，日本媒体刊载了众多鲁迅访问记，它们通常把鲁迅当作日本现代教育成功和日本文化强势影响力的证据。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形成了有趣的格局：一方面是公众对鲁迅充满好奇，纷纷到中国探访鲁迅，或者跟鲁迅通信往来；另一方面是汉学家们仍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古代文学上，缺乏对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足够的学术兴趣。
在日本，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是1940年代在竹内好手上形成的。竹内好的研究熔铸了他自身丰富的生命体验，提出了诸多富有启示性的命题：鲁迅由拒绝政治而获得了政治性，鲁迅作品“论争性”的本质是“抉心自食”式的自戕等等。竹内好的创造研究体现在他以鲁迅的文化抵抗，映照日本近代化的奴性，并试图寻求自主的东亚近代化道路，这样，鲁迅就成了竹内好批判日本近代化道路的思想资源。竹内好成为中外鲁迅研究史上罕见的具备了思想家风采的学者。
二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动对鲁迅的传播产生着重大影响，并因此形成不同阶段的学术风貌。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升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194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反省造成侵华战争的日本近代化道路，“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诞生了新中国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鲁迅就是这样吸引了日本许许多多人的心”。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人们再次认识到日本和中国的差别”，像50年代初期那种“被压迫民族”的直接共鸣已经很难产生；其次是苏联批判斯大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国的“反右”斗争造成世界历史的震荡，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之间产生了歧见，“让人感受到的失调感和距离感接二连三地出现”(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
20世纪60—80年代日本鲁迅研究显示出了鲜明的“实证性”特征，这是对日本汉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丸山升的学术专著《鲁迅与革命文学》写于60与70年代之交，当时不少日本学者深受中国“文革”运动的影响而把鲁迅完全意识形态化，丸山升清醒地保持着对极左思潮的批评立场，摈弃当时流行的为鲁迅思想寻找“最后归宿”的研究模式，动态地揭示出鲁迅与革命政治关系的变动性、复杂性、丰富性。伊藤虎丸的专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对鲁迅留日时期个性主义思想的来源作了充分的阐释。北冈正子的系列论文对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材料来源作了深入细微的探寻，木山英雄的系列论文揭示了《野草》的深层意蕴和诗意之美。上述学者在60—80年代形成日本的“鲁迅研究会”派，他们互相竞争、互相砥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1990年代初，以藤井省三、尾崎文昭、代田智明等为代表的日本鲁迅研究新生代登场，尤其是藤井省三的一系列论著，显示了把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结合的鲜明学术风格，他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勾勒《故乡》面世后70多年间被中国中学语文界所阐释的历史，再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建构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阅读空间，新意迭出，发人深思。
在二战之前的朝鲜，鲁迅的传播与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二战后南北朝鲜分治，鲁迅传播所受的意识形态影响日益加深，推行社会主义政体的北朝鲜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先驱。在韩国建国之初，鲁迅的传播受到压抑，这跟“冷战”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到20世纪60—70年代，鲁迅的遗产成为韩国反美运动和批判国内军人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韩国在1980年代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鲁迅又成为韩国知识分子守护东亚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在二战前的东南亚国家那里，鲁迅思想是殖民地人民抗击殖民主义统治的精神动力；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传播起到批判传统负面价值、追求社会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个世纪以来鲁迅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彰显着峰回路转的艰难历程，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受文化传统、时代政治以及研究者认知能力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国外汉学界对鲁迅及其作品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也不乏误读和曲解。像一切伟大的心灵创作出来的艺术文本一样，鲁迅的作品将继续吸引着世界上那些对美好的人类精神产品有着敏锐感知力的人们。在新世纪的传播旅途中，鲁迅的遗产将继续焕发出迷人的精神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