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剑峰：外研社社长。先后获北外对外汉语专业学士学位、翻译学硕士学位、英国斯特林大学出版学硕士学位及中欧工商管理学院EMBA。先后被授予“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和“中国大学出版社百家出版人物”等荣誉称号。
长期负责外研社的内容管理、国际合作、数字出版及新业务开发工作。近年来，在其带领下，外研社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推出了点读笔、网络教材、协同翻译平台等一系列数字产品。
伴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出版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进行中。教育出版作为出版业最为看重的“自留地”，在数字化大潮之中如何定位、如何落脚值得业界思考和探讨。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推出了4场活动，其中有3场与数字出版直接相关，在外研社社长蔡剑峰看来，这可谓外研社从传统教育出版商向教育服务商转变过程中的“里程碑”。作为一家拥有11家出版分社、11家独立法人单位、16个地方信息中心、近2000名员工的大型教育出版企业，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实现蜕变？《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对蔡剑峰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出版报》：数字出版发展一日千里、表现突出，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数字出版的发展？
蔡剑峰：国内数字出版势如破竹，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注意力都在往这个方向转。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确到了一个“网络效应”的阶段，规模和速度在成倍数地增长，影响在不断地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及大众出版几大门类的数字化进程分别处在不同的阶段。走在最前面的是专业出版的数字化，艾思唯尔、施普林格和中国知网等大型数据库都已在中国形成了较强的市场优势。凭借较大的市场空间和多样化教学手段的兴起，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表现位于其中。数字化程度相对滞后的是大众出版。
就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而言，我认为出版社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教育出版走向教育服务。数字时代，除了书，学习者还需要什么？这是教育服务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内容，需要主动分析用户需求，围绕这些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外教育出版商，如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培生教育集团等都在进行这种定位的调整。比如培生，它所形成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系统、教学数据管理、在线测评系统等，都不再是简单的内容移植和出版，而是以数字化的方式与手段去解决教育的全方位问题。
《中国新闻出版报》：具体而言，从传统的教育出版商转向教育服务商要解决什么问题？
蔡剑峰：打个比方，原来传统的教育出版就像一家“制药厂”，是做西药的，是针对普遍存在的“病症”生产相应的“药丸”或“药剂”，再通过药店卖给患有疑似病症的患者。西药关注的是群体症候。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中药铺子”，先准备好大量的原料“药材”，再结合用户的“病症”和自身特点按“方”抓“药”。“中药铺子”更侧重个性化需求，更强调定制化的内容解决方案。
从根本上讲，教育出版商的观念要从前端转向后端。以前我们只关注如何把最好的资源、最有价值的内容做成产品，这种传统的出版思维是基于前端的，是“有什么做什么”；而数字出版时代是“要什么做什么”，出版商以后端需求为出发点，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当然，这样一种全新的思路，需要教育出版商从观念、思维模式到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布局。数字出版项目大都是立体化的，涉及内容、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工作。如何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中调动每一个个体的能动性，激发数字时代所需要的个体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让每个环节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又能协同作战、形成统一的整体，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中国新闻出版报》：基于您对新形势下教育出版的分析与判断，外研社如何实现这种转型？
蔡剑峰：近年来，外研社高度重视数字出版，在数字出版B2C和B2B领域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目前已开发了点读笔、网络教材、试题库、师训平台、测试训练系统、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协同翻译平台、国际语言文化交互平台及各种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等系列数字产品，形成了跨越网络教学、测试评估、学术科研、教学资源、学习资源5个领域的全方位数字教育服务产品体系。而这些产品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产品为切入点，导入后续更多的服务。
以“点读笔”为例，它的意义在于跟读者建立联系，成为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纽带，用户使用这个产品之后，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内容为之服务。以前我们是把产品做出来推销给别人，找读者、找用户，但现在我们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终身的用户，我们思考的是如何与之建立联系，为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这就是外研社最根本的转型思路和理念。
实现这个转型，要抓几个重点：IPR、R&D和M&S。
IPR，知识产权，即我们要集聚和创造有价值的知识，不断去扩展去积累内容资源，无论对于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这都是出版商的立足之本。R&D，研发力，或创新能力，我们的思路是形成模块化出版能力，即产品的生产都是在整个资源整合的基础上、经过评估测试的、有研发依据的。对于知识型、文化型、服务型的企业而言，R&D是发展的基础。而M&S，营销和销售，是要解决服务终端、最后的客户价值的问题，要贴近终端、牢牢把握客户需求和反馈。上述3点形成了新的教育服务的模式，是未来教育服务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新闻出版报》：近年来，随着数字出版产业水涨船高，也吸引了移动运营商、技术商、终端设备厂商等前来“跑马圈地”。作为传统出版商，您如何看待这些“外来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蔡剑峰：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要扬长避短，做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做出核心竞争力。
我们已经看到，近年来移动运营商、技术商、平台商等已经充分认识并利用其优势参与到数字出版产业中，表现抢眼。对于传统出版商而言，我认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要明确自己的资源优势，重新定位自己的业务边界。传统出版时期，业务分工、市场渠道、内容研发有较为清晰的边界，而在转型时期，我们的业务开始重叠，需要“打破边界”或者“重塑边界”。比如，教育出版以后可能更重要的不仅仅是出版，而是以教育培训、网络学习等为代表的教育服务业务；而大众出版，则可能会与休闲、娱乐化的形式结合得更紧密，形成新的服务范围。
在重新界定、塑造自己定位的过程中，产业链各个方面都试图“圈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跑马圈地”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丢失了。出版业也一样，坚守自己最核心的优势，通过合作弥补不足的地方，这是传统出版升级转型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本报记者 李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