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多年以后，从纷繁浩瀚的电函中寻觅胡汉民的踪影，人们会想起孙中山评价胡汉民的那番话：“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1879年，即日本侵占琉球群岛、爱迪生发明电灯的那一年，一批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性人物出生。胡汉民即其一，这位幼年生活贫苦的番禺人，日后在中华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起义筹款不多“甚为焦虑”
在中山大学向南方日报披露的电函中，胡汉民是以黄花岗起义筹款人的身份出场的。
1910年12月30日，胡汉民在给孙中山的电函中道出了筹款的艰辛——有人不愿出钱，“惟资本家情愿出力运动，及其自己出资，仍不肯大有割舍”；有人愿意出钱，但数目却太小，“李贵子仅出二百，源水、螺生、孝章三人大约合出一千，即自以为非常”，“星洲惟沈联芳出银千，陈先进出银千，祯祥五百，馀俱小数，大约不过四千元”。
筹款的目的是为了发动黄花岗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
连续的失败使少数革命党人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只有孙中山等人不气馁，仍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1910年秋，孙中山在马来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
电函显示，为了筹款，胡汉民一路去了马来西亚的太平、坝罗、金宝等地，但筹款尚不及万元。胡汉民于1911年2月11日给孙中山的电函中写道：“其时英属除庇能、日厘外，所认定之款不满星银万六七千。弟此时甚为焦虑。”胡汉民又由新加坡赴西贡、暹罗等地筹款，尽心尽力，不畏辛劳，“筹得之款，竟溢乎原定之额”，保证了黄花岗起义的发动。
黄花岗起义将领大半是文人
胡汉民在给孙中山的电函中，不少涉及黄花岗起义的具体计划：“其实行之计画，以选锋八百人起于内，而新军自外入。”
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800人组成“选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电函显示，起义日期经一再更改后定为1911年4月27日，但胡汉民考虑到在港同志多无发辫，大批人到广州易被发觉，须陆续抵广州：“群众多已剃发者共百八九十人，势不可以同上；且料城中选锋剩者寥寥，四乡来者知经其遣归，势难骤集。”因此，胡汉民建议延迟一天。
但黄兴根据情况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在27日举事。27日上午，广州革命党人170余人齐集小东门机关部。胡汉民计划在晚上到广州。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革命军攻打两广总督府，与防守的清军展开激战。战斗中，不少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亦伤二指，战至独自一人，不得不在一洋货店躲避。
胡汉民自香港抵广州后，在海珠酒店得知起义已失败，仍想进城，经陈璧君前往探视，见城门已闭，只得返回香港。此役牺牲100多人，其中的72名烈士被葬在广州黄花岗。
事后，胡汉民在电函中总结了起义失败的原因，“选锋只恃将领数十人，余者俱不能战（所谓“将领”大半犹是文人），则病在未曾训练”；“又担任务者固有不尽力处，然统筹者究无知人之明”；“张、李二贼设伏设坑，而我昧昧投之，是不止势力之战败也。”胡汉民痛苦地感叹：“所谓‘疏’之一字尤为此次之大病。弟以为向来做事，未有疏于此次者。”当然，这只是胡汉民在起义刚失败时的总结，有历史研究者认为，这并不能确切地说明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原因。
受治安不佳、工商凋敝考验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任命33岁的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孙中山回到广东，考虑到这里是革命的主要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便决定支持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
1912年4月27日，孙中山在省议会上提议此案时，握住胡汉民的手高高举起，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胡汉民到职后还兼任民政长和同盟会广东支部长，面临着整顿治安等一系列艰巨任务。当时，常有广东各地民众发电函给胡汉民，称治安状况不佳，请求支持正义。
广西商船总公会电函胡汉民说：“江西为谷米所出，捕权尤关，商船往来每生惶恐。查颜启汉前安抚肇属甚为得力，商船赖安，恳急派清理河道。船商盼切！”
此外，当时工商凋敝，如何发展实业、安抚民生也是摆在胡汉民面前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