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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创共和
纪念那些为共和献身的先驱们
辛亥革命将共和的种子深植于中国，此后百年来，不管封建复辟还是专制主义或滥觞或滔天，无一不在荡秽涤流后，重新拉回到民主与共和的主流上来。正如孙中山所言，历史潮流已是不可阻挡，逆流者若不调转方向注定会被人民抛弃。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曾经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已经化为历史符号，虽被今人耳熟能详，但又不明就里。
与此同时，很多文化精英，在各种书籍里和面向十多亿观众的电视电影里，花样百出地为帝王唱赞歌，美化一个主子和一群奴才的故事，还要“问天再借五百年”，为帝王招魂。虽然我们反对泛政治化，但即使娱乐也还是该有底线的。
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
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离开宏大叙事，拨开遮蔽望眼的浮云，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基本常识。
本刊希望，通过朴素的方式，将这些被后辈符号化的人，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应该记取，一百年前，为了共和，他们长歌当哭，他们暗夜奔袭，他们绝地反击，甚至他们拔剑四顾，英雄气短。
自从萌生“主权在民”的共和理想，他们就获得了内心的力量，一旦站起来，就绝不再跪下去；这些原本最热爱生命、最懂得爱情的人，在专制和独裁面前，没有别的选择，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理当继续秉承他们的初衷，切莫将路标当成目标，将附丽当成本体，切莫架空历史，自毁理想。
纪念辛亥先驱们，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扬共和之精神。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本刊记者/马多思
1903年7月1日，上海租界。一位身着西装、矮矮瘦瘦的男青年独自来到租界巡捕房，自称叫邹容，要求归案。
因“苏报案”，邹容确实在租界警方的拘捕名单中。但是英巡捕见到眼前这个投案者像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没长开呢，以为是精神病患者，就喝令他走开。
遭此羞辱，邹容愤怒了，说：“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
英国巡捕不敢再轻慢，核实后才相信，这个18岁的大男孩正是邹容——著名的反清革命小册子《革命军》的作者。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一开头就理直气壮地劝天下造反：“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声音，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鲁迅在《坟·杂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做“卢梭第二”
《辛丑条约》后的两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世主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
革命同样影响到了当时一大批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1903年元旦，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团拜会。当着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人的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
在团拜会演说现场的听众里，就有来日本不到一年的重庆留学生邹容。就是这个不起眼的17岁青年，一年后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革命军》。
现在人们很难得知，邹容在思想上何时转向革命，但是1903年这股革命潮流很可能影响了邹容。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除功课外，邹容还研读西方启蒙主义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还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他对孟德斯鸠的有限政府理论和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十分欣赏，把他们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摘录其精要，对照中国现状进行思考。
邹容萌生了要当“卢梭第二人”的宏愿，“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他痛感国人大多尚未醒悟，于是开始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这本书就是《革命军》。
邹容因参与剪掉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被迫于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他的行李中，就放着《革命军》初稿。
到了上海，邹容立即投入蔡元培、章炳麟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活动和“拒俄运动”，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还与章炳麟、章士钊和张继等人拜为把兄弟。
邹容将《革命军》初稿加以润色后，交给章士钊，向他请教。章士钊认为其“主义无可商，文字亦条畅足用”，为他题写了“革命军”的书名，没有做任何改动。
邹容又将稿本给章炳麟看。章炳麟看后大为赞叹，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章炳麟提笔为《革命军》题写了序言。
1903年6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革命军》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
邹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25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推翻清王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制度建设上仿效美国，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放认为，邹容的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邹容在《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详细论述了“革命必先排满”的道理，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他大声疾呼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天赋人权”是《革命军》另一个重要内容，主张全国男女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