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受益者”
——文化体制改革亲历者讲述
(记者 郎秋红、张展鹏、王攀)“我们都是受益者”，这是记者日前在文化体制改革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8年，多位亲历者认为改革对自己产生良性影响：管理者们发现作品从“叫好不叫座”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得，文化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年轻人从论资排辈到“凭本事说话”，潜力被充分挖掘；老职工从担心毕生努力被一笔勾销到切身感受改革带来的妥善安置，艺术生命力得以延续。
“再选择回事业体制？我们都不回去了！”
2008年12月，成立近50年的广州杂技团转制为企业。那是曹建平担任杂技团团长的第13个年头，刚知道要转制时，她大哭一场，“不光是我，从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在哭。以为政府撒手不管，让我们回到旧时代杂耍的社会地位。”
曹建平没有料到，仅在转制一个月后，杂技团在北京连演14场《西游记》，收入超过150万元，这与以往的市场收益有“天壤之别”。“改革前我们不大考虑成本，《西游记》用了260多名演职员、8个货柜道具，为了拿奖不惜一切代价。转制后我们把节目压缩成60至70人，道具两个货柜就搞定。”更重要的是，转制前不管动作难度高低补贴都一样，很多人以“今天腰疼”等理由逃避演出。转制后实行绩效管理，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不仅让杂技团的精英充满干劲，还引得外地优秀演员纷纷加盟。
让曹建平更加心安的是，转制后政府对杂技团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翻修杂技小剧场和排练场，另外还拨款支持精品创作，特别是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包括亚运会之后推出的《亚运小子》。
在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很多人与曹建平感同身受。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柯军就是其中一位。2005年1月昆剧院整体转企改制，柯军最初很不理解。不过，他很快就尝到了转制的甜头。在把演出目标从“获奖”转向“市场”后，一批“主流化、国际化、时尚化”的作品相继问世，昆剧《1699·桃花扇》不仅有传统版本，还相继打造出青春版、老年版、音乐版等6、7个不同版本，满足了不同剧场和观众的需要。2010年昆剧院演出644场，是转制前的6倍；收入达607万元，是转制前的10倍。演员年收入也从过去不到1万元达到眼下的7、8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不久前中央明确昆曲可以作为公益性文艺院团保留事业编制。不过，柯军认为院团从转企改制中受益匪浅，“再选择回事业体制？我们都不回去了！”
“如果没有改革，像我这么年轻只能跑龙套”
与曹建平、柯军等管理者从不理解到支持改革的转变相比，年轻人接受文化体制改革的速度更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打破传统用人机制的弊端，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极大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和成长，让一大批艺术人才脱颖而出。
今年21岁的单雯16岁时经过层层选拔成为《1699·桃花扇》的主演，如果在事业体制下，这个年纪毫无例外都在跑龙套。“我父母也是昆剧院的，都从跑龙套开始。”单雯还有一件事让父母“嫉妒”：昆剧院一年给她办一次专场演出，而父母迄今还没有一次专场。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往往是演出前两天门票就卖光了。
同在江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的张其萍也在转企改制大潮中脱颖而出。2003年刚进剧团就赶上歌剧《悲怆的黎明》选角，和资深演员竞争当上了女一号，这在以前难以想象。2010年，集团为她打造了一场高规格音乐会，“集团调动了交响乐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的资源，如果不是文化体制改革，这样的资源整合不可能实现。”
从“跑龙套”到“当主角”，这样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文艺院团内。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建立新的选人用人机制，去年集团开展了新一轮中层管理人员公开竞争选拔，通过公开演讲答辩、民主推荐测评、组织考察等程序，一批优秀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刚满30岁的谢志坚通过竞聘成为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如果按资排辈，这个年纪当上处级领导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光是我，还有十多名30岁上下的同事走上了直属企业领导岗位，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进入集团后备人才库。我们确实是改革的受益者。”谢志坚说。
“虽然退休了，比以前活儿还多，精神头儿更足”
“改到深处是产权，改到难处是人员”，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老职工如何安置一直是困扰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能否平稳顺利进行的关键。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在改革中充分考虑保障老职工利益，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提高转制分流人员和离退休职工的待遇，让所有职工能够共享改革成果。一些老职工发自肺腑地说，“党没有忘记我们，单位没有忘记我们。”
“虽然退休了，比以前活儿还多，精神头儿更足了”，58岁的徐志文在2004年长影改制时是“最反对、最想不通”的一个，写了不少大字报。“当时就是认为厂里在甩包袱”。随着改革后长影经营状况逐步好转，离退休和分流人员待遇不断改善，他这几年不仅涨了工资，节假日还有补贴。
长影集团董事长刘丽娟说，改革首要原则就是“瞻前先顾后”，解决好人的问题特别是老职工的利益。2010年以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长影集团先是一次性支出2088万元，为260多名退养人员解决了工资封顶问题；又从今年开始，每年支出1380万元，为1370名退休人员解决工资待遇偏低问题；还准备分三步支出3800万元，为900多名厂办大集体人员解决改制问题。
近两年长影解决生存问题后将工作重点转向了艺术创作，徐志文等一批离退休的老艺术家被集团返聘回来。徐志文目前担任长影(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基地的首席制片人，该基地2008年成立，已拍摄完成影片100多部，目前正筹拍“农民工之歌”“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社会和谐”四大系列影片。
除了长影，每一个转制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安置老职工。江苏省演艺集团歌舞剧院与三江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各合作成立一个演艺学院，让舞台经验丰富的艺术家转去做老师，发挥其艺术余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老员工的进退去留不搞简单的“一刀切”，采取了自主转岗、待遇激励等有效措施，让高年资员工各得其所，在合适岗位发挥重要作用。
江苏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勇说，这一轮改革之所以取得良好效果，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兼顾各方利益，“老人老办法、新人新举措。有了好的安排，人心就安稳下来，发展就有了保障。而改革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