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对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抱憧憬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正是因此，我们才在百年之后蓦然回首，并将辛亥往事托举心头。
1915年，在中国的上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出现。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本刊物将对中国历史产生怎样的巨大影响。刊物撰文道：“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一年以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经历了辛亥前后历史变更的疾风骤雨之后，在中国怎样才是一个获得了新生的青年？《新青年》为“新青年”和“真青年”提出了人生的六条标准：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只要他是中国人，无论是否是青年，必定会对眼前的世间万象幻想丛生：我的古老中国呀，你真的可以官吏不再残暴贪婪而令百姓安居乐业，你真的可以政幕不再黑暗重重而令社稷清明公正，你真的可以朱门不再穷奢极欲而令山河丰饶锦绣，你真的可以不再格杀勿论而令众生自由歌唱？我的父老乡亲呀，你真的可以膝盖不再用于跪叩、脊梁不再用于卑屈、神情不再张皇失措、日子不再阴霾满天么？
中国人自古向往大同世界。
中国人在帝制的桎梏中对大同世界梦幻了上千年。
人类历史上每个发展阶段都是必然的，令封建王朝最终倾覆的辛亥革命的爆发也是同样。
中国文化中不断积累的大同思想，在帝制专制统治愈加残暴的压力下，于历史的某一时刻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中国的社会演进中诞生的资产阶级，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脚步声的催促下，心驰神往，急不可耐，尽管他们远没有准备好承担大业，向往与憧憬催生出的激情与斗志远大于他们实际拥有的力量。所幸的是，仁人志士长期的反抗奋争以及列强自近代以来的步步进逼，已将大清王朝的元气消耗殆尽。柔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怀不满的年轻军官和受到近代政治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与旧式政权运转不断冲撞的士绅们，仅仅是在不堪任何重负的清廷身上施加了最后一力，一个延续了268年的封建王朝轰然倒塌。
晚清中国面临两大严峻的考验：是否变革封建帝制，以顺应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否变革满人专权，以化解威胁政权的满汉冲突。对于清廷来说，历史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要么承受变革的巨大考验以求脱胎换骨，要么固守既得利益任凭各种社会原动力逐渐瓦解了整个王朝。而作为一个封建朝廷，它的选择只能是固守；等它迫不得已选择变革时，已经没有转危为安的时间了。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在变革中担当主导的政治力量，既然所处的时代要求必须选择变革，那么就要有克服种种掣肘的决心、勇气和胆识，就要把握启动变革的合适时机并为变革准备足够安全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变革永远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主题。正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拥有了开放性的思维与世界性的视野，变革专制集权国家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现状的渴望和动力应运而生。仁人志士无不希图古老的中国在各个方面与世界近代强国接轨，这种渴望和动力在辛亥年前后始终惊醒和感染着国人，致使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伟大理念在革命进程中百折不挠。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变革可谓惊天动地。
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是：它骤然变换了中国千年不变的沉闷空气，使得各种变革思想的种子获得了萌生、成长的机会。它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是自此往后中国历史中一切社会改革的发端。它促进了中国社会观念的更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近代思想启蒙的大门自那时开启后便再也难以闭合。它毫不妥协地推翻了封建帝制， 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性，为中国民主革命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为辛亥革命流血捐躯的志士们，是标志着中国历史进步的永远的骄傲。
正如一位伟人所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人类历史上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不是完美的，辛亥革命同样不是完美的革命。
中国的封建帝制延续上千年，至晚清已是弊端丛生、痼疾甚深，整个国家并不具备接轨世界近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所以，封建帝制的覆灭，并没有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革命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因此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没有参与到革命之中，这就使得辛亥革命无法获得最广泛的基础和最强劲的力量。革命如同给中国社会的病体做了一个割除溃疮的手术，因为内毒未消致使创口迟迟不能愈合。孙中山曾这样总结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譬如我们要建筑一新屋，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辛亥革命割断了君主制的纽带，却没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反而催生出新的社会特权阶层：官僚军阀、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集团，中国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更加生灵涂炭的历史时期。
我们要学会容忍历史的不完美。
尽管希图改变历史的仁人志士绝不容忍。
他们不能容忍的不是历史的缺陷而是人格的缺陷。
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们认为，国家的衰弱首先是人的衰落。中国人衰落的表现是：依赖圣君贤相而不讲独立自主，固守求安有余而创造思变不足，只有人治思想而无法治理念。因此，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中国人需要重新启蒙。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新一轮国人启蒙的开始。
民主与科学在五四运动中并行走进国人的梦境。
恩格斯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完美的社会是一种伟大的憧憬。完美的历史是可望不可即的境界。尽管身不能至，永远心向往之，这就是人类文明得以前行的动力。
志士们一旦拥有了幻想，奔走呼号，投身奋争，流血捐躯，人间因此英雄辈出，历史因此篇章辉煌。洞悉历史发展的大势，追寻前辈们的绚丽梦想，体味那些改变了一个国家命运的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魅力，从而给予当代中国人以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理想，这就是我写《1911》一书的根本动力。王树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