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迁
在百井坊巷，记者经历了一次百年穿越。
孙泽红也是百井坊巷的老住户，她记得小时候家里红红绿绿的旗袍还有几箱，从旗营带出来的瓶瓶罐罐也不少，只可惜后来都烧了扔了，老奶奶隔三差五还会约上老姐妹聊聊，但她们说的满语“旗下话”外人根本听不懂。
“老奶奶每天都要吃烧饼油条”。孙泽红回忆这在当时是一件挺摆谱的事，因为那时家道中落，父亲18岁就学裁缝养活全家7口人。
在60多岁的老人沈泳潮印象里，父辈们会用满语交谈。每天早上出门，父亲母亲都会按照满人特有的习惯到爷爷奶奶床前请安。请安要单膝跪地，右腿在后面，左手扶膝，跟现在电视电影里演的那样。
那时候，母子两人出门，他穿一身黑底白花的土布褂子，长及脚踝，母亲穿一身花格子旗袍，头发往后梳打成发髻。旗袍的蟠桃扣从脖颈一直扣到腰下，永远是一副整整齐齐的样子，“看上去美极了。”
那根老先生在其回忆中二百间的妇女，都还保持着一种高傲的秉性。“看见大太，我要恭恭敬敬站立，鞠躬，再抬头，正眼看她，叫一声奶奶。天冷的时候，妇女们好在墙脚边晒太阳，两腿间夹一只火熜。火熜的外面是竹编，里面是只沙缸。这时候有男人走过，如果回头再多看一眼。她们会骂：挨刀的，看什么！”
然而高傲也难敌柴米油盐的侵蚀。
在郎国庆看来，旗人在旗营，除了当兵打仗一无所长靠国家供养，离开旗营生活自然是一落千丈了。
郎的父亲打过小工，做过小生意，当过户籍警；郎的邻居孙泽红，父亲18岁就学裁缝养活全家七口人；那根老先生从小提篮叫卖烧饼油条。
“那时杭州人叫我们旗下佬”，郎国庆解释“旗下佬”的含义几同“落魄。”
离开旗营后几乎所有八旗子弟都改了姓：钮祜禄氏改姓郎，常书鸿是伊尔根觉罗改姓常。那根老先生曾告诉杭州的文史学者曹晓波，他满姓叶赫那拉，离开旗营改姓王，后又改姓汪，长辈一再交代不能说姓“那”，只怕惹麻烦。
不少满族人离开旗营后也改成汉族，著名的敦煌学家常书鸿也是杭州旗营满族，但他的女儿常沙娜告诉记者，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知道自己是满族，而在此之前父亲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而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断落实，百井坊巷的八旗子弟陆陆续续开始恢复了满族身份，八旗子弟后代也开始告别“旗下佬”的落魄。
据郎估计，1925年百井坊巷200间估计安置了1000人左右的满族人，到了1950年统计是1900人，现在统计是100多人。
“主要是由于拆迁”，八旗子弟的后代陆陆续续离开了他们曾经居住过80多年的百井坊巷，郎也搬到了杭州三里亭居住，在那里一个87多平米的两居室是他的新家，同时还有42万补偿，他很满意。
孙泽红选择回迁，几年后百井坊巷将建成多幢商住高层，这将是她的新家所在。
“儿子很争气，研究生毕业分配在央企工作”。孙也很满意，她特意告诉记者，百井坊巷八旗子弟后代还出了个杭州城区区长。
而让这些八旗子弟后裔更满意的是杭州市首个“社区少数民族馆”就在他们社区，记者2011年9月走进了这个民族馆，墙上挂着是满族的满族服装，展柜里是满族的生活器具，走廊里还有满文介绍，这里也是平时少数民族聚会的地方。
“以后百井坊巷改造后少数民族馆还要搬到新大楼去”。当地延安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小翁告诉记者。
从2007年开始，杭州百井坊巷开始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日举办满族节日“颁金节”，郎国庆告诉记者，这一天满族老老少少齐聚一堂，唱满族歌，做满族美食，请满语老师段宝成教授满语，印发满族历史文化资料，不但是满族，社区里的蒙古族、回族、朝鲜族、汉族邻居也会参加，成了每年社区各个民族的盛会。
“今年颁金节请你来”，这位八旗子弟的后代向记者发出邀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