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间的天津红十字会
作者：王勇则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成立的天津红十字会，在起义爆发后迅即组织战地救护队，多次奔赴前线救治伤员。他们的慈善义举和博大胸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受推崇，被誉为“义勇可风”。
1911年11月1日(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天津中国赤十字会发起广告》称：“武汉构兵，伤痍满目，风声所及，一夕数惊。同人悯焉，拟联合天津各界发起‘赤十字会’，同谋救济之方。”
这是由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地理教师白雅雨和陈哲甫、赵善卿等发起、联络天津中外各界三百余人公议的。11月4日，天津红十字会发起会在位于窑洼的河北官立第一蒙养院召开，“公举白雅雨为临时会长，胡伯寅、钟惠生、郑崇瑞、刘善庭、刘子良、曾栋臣、陈泽浦、仲子凤为临时干事员。继由各员分任筹款事宜”。
按照万国红十字会定章草拟会章的同时，天津红十字会还扩大宣传，争取各界同仁。白雅雨登坛演说时，“滔滔数千言，发挥人道主义精诣，隐寓宣传革命之意”。鄂军政府全权代表胡鄂公即于此际“闻言微悟其旨”之后，夜访白雅雨，“决意与君组织共和会于津，谋图举义”的。
“邑绅陈君蔗圃等，以现在警耗频传，若非赶速组织‘赤十字会’，殊不足以救民生”，于11月6日邀集各志士“开茶话会，以便定期成立”。
11月10日，天津红十字会“假法界新学书院宫保堂内开成立大会”，“到会之华洋 男女志士约千人，为向来会场所未有”。
全体公认章程后，公举徐静澜(徐华清)为正会长，孙实甫、金韵梅为副会长。“干事部举定英君敛之、陈君蔗圃，并华洋教士、医士、男女志士若干人；庶务部举定刘君子良、任君纪堂等；会计部举定刘君兰轩、赵君善卿等；书记部举定鲁君嗣香、陈君凤楼、洋文书记李君子白等。复有男女热心志士自认看护者多人”。
主其事者期望各界志士自行量力资助会费，并决定在河北官立第一蒙养院内设立事务所，还议设天津红十字会预备病院和看护员养成所。
该会得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吕海寰)承认后，于1911年年底更名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并经直隶总督陈夔龙批准，将事务所迁至位于大王庙的吴楚公所。
国内战事日紧，但北方“慑于专制积威，响应独后于各省”。尽管天津红十字会开展救护面临困境，但战地事务所仍如期组建。白雅雨被推举为战地救护队的出发干事长。
天津红十字会另设董事会，中董长宁星普，西董长赫立德。在首次全体董事会上，徐华清惄然伤之，号召大家莫再坐视，应为战地救护解囊助力。《天津红十字会劝捐浅说》广为刊布后，行侠仗义的天津民众群起和之，捐资踊跃。
该会在天津部分医院、医学堂中，选聘医护人员担任救护队医官和干事。遴选出的近百名看护生，被安排到北洋官医院、北洋女医学堂、马大夫医院和青年会等处学习救护本领，为期四周。1911年12月14日起，该会连续举行两次战地救护演习，并拟定战地救护规章。总会拨发的一批救护器材到位后，万事皆备，救护队员整装待发。该会与战事爆发地的军方频频接洽，适时出动。
1911年年底，徐州一带爆发战事，李少良、常彩臣率天津红十字会首批战地救护队队员二十余人，于1912年1月4日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地救护队一道，赶赴战场。在驻地挂出的天津红十字会战地事务所的牌子，颇为醒目。该会医务部的美籍医生魏德谟也出现在徐州前线，共襄厥事。大家完成既定任务后，天津战地救护队又派出第二批队员，于1月底再赴徐州待命。
白雅雨在滦州起义殉难的噩耗传出后，天津战地救护队员悲痛之余，投身革命洪流、救死扶伤的热情高涨，都以救治革命军将士为荣为幸。
民初，天津战地救护队和掩埋队共出动二十多批(次)。在津浦铁路沿线、长城内外、长江沿线各战场，都时常看到天津救护队员在枪林弹雨下不辞劳苦的身影。他们置安危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备受各军政当局赞誉。总会称之“组织完善、仪表严密，其救护成绩尤为完美”。
该会幸赖徐华清等医士及诸君子操持，会务、规模毕具。1912年3月2日，袁世凯唆使乱兵爆发壬子兵变后，该会“将此次军警焚抢受伤人民三十余名，抬往海大道马大夫医院调治”。
1913年，二次革命(癸丑之役)爆发，袁世凯悍然驱兵南下，与“讨袁军”对峙，后强攻南京要塞。当年8月初，徐华清率天津战地救护队甲队冒暑星夜遄往，深入险地，在津浦铁路沿线设置临时医院七处。在当地红十字会配合下，他们沿途收治负伤军民，不畏险阻，历尽艰苦。8月下旬，战势骤紧，该会又急调天津战地救护队乙队南进。两队三十余人会合浦口。 一场惨烈的殊死争夺战在南京展开后，天津战地救护队成为前沿阵地的主要救护力量之一，后于“宁垣未破之前三日，冒险入城，几濒于危”。他们在南京城内分设临时医院三处，竭诚救护，并参与掩埋尸骨。在长达半年的血雨腥风中，他们共治愈受伤民众三千八百余人次、救助南京贫儿院儿童六百余人。南京街头巷尾无不传诵“天津医队”的侠骨柔情。但“天津医队”也为此耗资两万余银元。天津红十字会千方百计措置经费，竭力驰援，保障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