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
北大校园中的“浙江村”
■ 岳南
提要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称霸学界的大佬、浙江余杭人章太炎麾下门生故旧占领京师学术阵地。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未久，北京已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学术重镇北京大学，更是为强大的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所把持。
在此期间先后任教于北大国文系者，除黄节、吴虞、张凤举、许之衡、萧友梅、刘文典外，著名的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钱玄同、林损、郑奠、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等均为浙籍。
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
民国初年之后，江浙出身的军阀逐渐得势，这一地区的人才开始向中央及各要害部门云集，连当时并不算要冲的教育部人员也多来自江浙，其形成的原因如亲历其事的王云五所言：“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
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称霸学界的大佬、浙江余杭人章太炎麾下门生故旧占领京师学术阵地。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未久，北京已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学术重镇北京大学，更是为强大的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所把持。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十五个系，各系的领导人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浙江吴兴人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多，地盘广，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充分显示了处于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蔡元培长校北大，在人事上，尽管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但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 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逷先)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担当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有一位见证者牟润孙后来以旁观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孑民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据这一专题的研究者桑兵称，在此期间先后任教于北大国文系者，除黄节、吴虞、张凤举(即胡适在“盐谷案”中所说的“小人”)、许之衡、萧友梅、刘文典外，著名的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钱玄同、林损、郑奠、刘毓盘、周树人、周作人等均为浙籍。
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
当时在北大能与法日派或曰浙江派抗衡的，唯有英美派，这一派以胡适、陈源为中坚，但力量实在有限。“女师大风潮”之时鲁迅等浙江派与陈源、徐志摩等英美派之笔墨官司，就是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而引发的。后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多次提到北大国文系与现代评论派的对抗，即指这两股势力的争斗。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不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校务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据说马衡的人缘即相对不错。而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幼渔进北大尚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在《新青年》鼎盛的时代，沈尹默也算是一位主将。据罗家伦说：“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六编辑之一。”五四运动时期，这两派曾有过短暂的合流，当运动的高潮一过，各种矛盾开始显现，两派相互交恶的情形，从顾颉刚一则回忆中可见片羽麟光。当时顾颉刚毕业后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据顾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顾颉刚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还列举了其他几个事例，披露派系的相互倾轧。对此，顾氏在致胡适的信中不无伤感地说：“校中党派意见太深，在极小的地方倾轧得无微不至，和旧家庭的妯娌姑媳一般，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至可悲观。”对于顾颉刚列举的事例与说辞，在浙江派人物眼中，又有大的不同，从沈尹默一篇回忆文章中可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影。
沈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
北京大学南迁事件
关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北京大学南迁事件。沈尹默写于1966年1月所写这篇题为《我与北大》的回忆文章，所说胡适、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之后，要把北大南迁“拆台”之事，令许多后人一头雾水，并提出了种种质疑，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专家如耿云志者，就干脆认为这一说法是“纯属子虚”。
耿氏的理由是：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5月8日，《申报》称：5月5日政府阁员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主将北京大学解散”。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认为，“古今中外无此办法，以去就力争”。5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尚在上海的胡适(五四学潮爆发时，胡适在上海)说：“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他估计，旧势力不会甘心，“恐怕要想出一个想当的办法”来应付。5月9日蔡元培宣布辞职离京，北大情形岌岌可危，引起世人瞩目。当时在南方的黄炎培与蒋梦麟于22日写信给已返回北大的胡适，提出“同人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如北京大学不幸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又说：“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云云。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审查判别，耿云志认为，所谓北大南迁问题，是在北洋政府声称要解散北大的威胁之下，一部分南方教育界人士为图补救而想出的“卷土重来”的一个万不得一的策略，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图谋不轨，妄想让北大拆台散伙等所谓不可告人之目的扯不上关系。
另外，沈氏所说事例无具体时间、地点，更无明确的会议目的，故不知何以会同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一起开会，商量北大的事情。而胡适作为评议会推定的在蔡元培离校期间参与维持校务的委员却不在场，尤其是被明确指定为代理校务的温宗禹何以亦不在场？作为学生的傅斯年，他代表谁前来突闯会场，又为何颇像三岁小孩说冒话一样突然冒出了一番没深没浅的昏话？傅斯年说这番昏话的公开理由是什么，难道就没有一点流露？若真如沈氏所说，傅斯年这一切所作所为所言，符合常情吗？再有，6月28日，充当北大与蔡元培之间联络人的蒋梦麟给胡适的信中，说隐居于南方的蔡“对你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激的”。7月5日，蔡元培亲自写信给胡适，说：“出京的时候，有许多事没有机会与先生接洽一番，累先生种种为难，实在抱歉得很”。信中请胡适概照前约办事，一切由他完全负责等等。鉴于当时情形和已发现的间接材料，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沈氏所谓胡适与傅斯年等人迫校南迁破坏北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相争的一些真相。
(作者系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