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吗？
手机阅读、数字报纸、杂志、移动电视、触摸媒体……新兴媒体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下生活中，并日益侵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强大的新媒体扑面而来，华东师范大学邀请梁文道、严锋等展开主题讨论———
本报记者何晶
新媒体：消解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有一个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所有人对所有人”，正是新媒体最大的特点：新媒体是一种自媒体，它是一种自编自发的传播方式，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编制者、传播者和接受者。新媒体的出现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改变着我们的文化？
雷启立认为，传统印刷下的媒体包括电视在内，是一种“你编我看”的方式，这种方式下有一种审查制度，信息的质量需要有保障；而到了新媒体时代，“自编自发”的传播方式下不再在乎谁在说、说什么，在乎的是信息正在被说着、转发的次数有多少，这种情况下，信息的质量、真假不再是关心的重点，大家关心的是话题具有刺激性。正如梁文道所说，在传统时代，在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发表言论，讲求说话要有迹可循，人们相信一句话能够追溯到它的源头，并且能够从这个源头考证出话语的真实性，但到了新媒体时代，大量的信息是虚假的、被虚构的，一条信息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也难以查证，谣言的传播范围比辟谣的传播范围更广。
雷启立表示，新媒体的一个特点是它彰显了散落的碎片化的人际传播的力量。在传统方式下，一个人的口碑是靠他周围的人口口相传建立起来的，而到了新媒体时代，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发生联系，而是远方的人渗透到你的生活中，他们对你的评价成为了一种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谣言比辟谣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原因。这些散落的碎片化的点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存在的力量，由此改变了社会。可是这种推动社会的力量应该怎样来评价，成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强大的力量背后有一种被滥用的可能。
李明洁则认为，在这件社会事件中，正是彰显了新媒体时代群众围观的力量。新媒体中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途径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强大的市民文化的基础，来自民间的叙事展现了自身的力量，对社会事件以及一些政府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围观展现了市民阶层的力量。对此梁文道抱有怀疑，围观是否能够改变中国？他认为新媒体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是一种“廉价的变革”，这种变革并不能够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力量，它们的力量其实很微弱。而且这种围观本质上改变的不是中国政府，改变的是中国公民。
梁文道表示，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围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改变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概念，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也正在不断模糊，而新媒体的拥趸者对此却完全持无所谓态度。他认为，个人的空间被无限地碾压，过度社会化的问题应运而生。微博上流行转发与分享，人与人之间有着太多的沟通与交流，但是否所有的沟通与交流都是必要的、一个人是否需要这么多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但是新媒体使得这不再可能了，人必须将自己置于更广大的公共领域中与更多人产生更多的联系。
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吗？参与讨论的多数学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其实是以消解着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为对立面的。它以消解、嘲讽为手段，寻找的是一个对立面，而且这种对立面越强烈、越离谱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一种传播效果。这种以消解传统价值为目的的新媒体使文化“下游化”了，这种文化没有经过理性的加工，比较地没有质感，没有逻辑的支撑，由此容易情绪化。对此，李明洁表示不赞同，她认为在谈到“改变我们的文化”这样一个概念时，存在着某个阶层的语义预设，也就是说这是站在传统文化的优势立场上进行的演说。她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如何才能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
事实上，新媒体改变文化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因素，新媒体对我们文化的改变非常深刻地转入到今天的经济生活空间，新媒体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新媒体，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是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一切的新媒体都是新的资本运作方式，微经济、微支付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利润。
新媒体阅读：回到“原始丛林”式的搜索？
“我在1993年还没有联网时，用WPS写文章，一个月能写4篇，而2000年宽带接入后，我就基本上没怎么写文章了。”严锋谈起新媒体对自身的影响时这样说道，他笑称自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全时在线网民”。
新媒体环境下有一种感觉，人始终处在一个十分亢奋的状态下，注意力非常分散，新媒体在线的状态“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大脑结构和记忆”。严锋认为，新媒体时代的阅读已经不能再称其为“阅读”，而应该称之为“扫描与搜索”，我们的眼中出现的不再是完整的句子，而只是一些关键词，在大脑进行扫描时，它们快速地闪烁、跳跃、迁移。传统的阅读是一种线性的深阅读，而现在的阅读是寻找关键词、搜索热点，这看起来似乎是人类大脑新的一种阅读状态，但严锋认为，恰恰相反，这是回到了人类产生阅读之前的“原始丛林”式的搜索状态。
他认为，在原始丛林的狩猎活动中，最关键的动作是搜索，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正是将人们拉入了原始的搜索状态，新媒体时代下，人们刷微博、上人人网、挂QQ的状态，与丛林中原始人的狩猎状态有着很多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在于，我们的大脑处在一个分布式的“多任务”的状态，而不同于传统阅读时的“单任务”状态。在“多任务”的工作模式下，大脑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兴奋状态，时刻关注着每一件突发事件、热点，与环境有一种及时的、迅捷的互动。而在传统阅读中，人们能够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大脑随之调整为线性的“单任务”的工作模式，这种阅读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便于我们深入地分析、吸收，这是一种从原始丛林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一次飞跃，而新媒体时代又回归到“多任务”的分布式的阅读，严锋认为，这是一种回归式的前进。
然而问题是：我们的大脑到底更适合线性的“单任务”模式还是分布式的“多任务”状态？纸质的读书更适合我们知识的结构还是超文本、多媒体的新媒体阅读能够带给我们知识新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大脑和电脑一样，工作能力是有限的，时代将我们抛入“多任务”的工作模式下，但我们的大脑并不能跟上这样的运转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大脑就会“死机”，人会陷入认知麻痹、拖延症的状态，阅读成为一种难以深入的碎片式的阅读。
梁文道提出，在古登堡印刷革命前，读书千百卷就可以算得上渊博，但是印刷术的进步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人从小学课本算起，每个人的阅读量或许都能达到千百卷，但前者的阅读是一种精读，反复传诵、使之经典化，而后者则是一种泛读。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方式更是变为了一种“搜索式的阅读”，“碎片化”的浅阅读。他以自身为例，他年轻时曾是NBA湖人队的忠实球迷，他要从报纸上获取湖人队的消息，只能从前往后阅读到体育版，而现在新媒体时代，恐怕没有人再这样费劲地去获取消息了，新媒体的关键词给了他们单刀直入、海量获取的方式，其他的新闻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新媒体在中国这么热？
雷启立谈到自己问及日本人、美国人对新媒体的看法时，他们都认为那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会用也没什么了不得，也没有特别谈论的必要。那么由此反观中国，为什么在中国新媒体的使用、传播以及相关讨论却是这样热烈呢？
梁文道给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新媒体在国内外传播信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现象。在全球传统媒体都受到新媒体影响的今天，美国《纽约时报》的销量不断下降，大众很少买它的纸质报纸，也很少进入它的官方电子网站阅读新闻，人们传播新闻的工具变为了facebook。但是与中国所大不相同的是，虽然人们采用了facebook作为媒介，但是他们所传播的新闻却仍然可能是《纽约时报》所做的，只是人们换了种传播工具。可以说，在美国，新媒体的使用者仍然在追逐传统报纸提供的新闻，即使有着原创的网络新闻，但他们的新闻大部分还是来源于传统媒体。
他认为，在中国，这种情况恰恰是相反的。传统媒体不再是最初消息的来源，有一些新闻恰恰是从网络发展而来，一方面这是一种迅捷的获取新闻的方式，但另外一方面，这些新闻来源于新媒体，那么大众有什么必要再去看你的新闻呢？除非传统媒体能够保证消息的正确性，或者能够更为细致深入地调查作深度的报道。如果不能保证这点，新媒体反而成为一种更好的信息来源方式。由此可见，新媒体在中国大行其道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明洁则认为，新媒体在中国这么热在于它在民主社会政治上的意义，新媒体在这个方面的变革性彰显得更为明显。新媒体这种“自媒体”的方式是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这是一种民间市民阶层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个人的存在与力量。而这种来自民间的“叙事”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力量，颠覆了“政策-媒体-公民”这样一个顺序的结构，而从下往上发出了声音。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公民能够对相关社会政治发出独立的看法、见解，从而影响我们的媒体，由此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建立，这正是新媒体在中国如此热的原因。
雷启立则从社会历史语境中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中国在今天的很多领域仍然处于一个发展中，很多文化的现象也处于发展的状态下。新媒体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下、独特的时间节点内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才能带来这么多的问题。新媒体这么热与中国社会本身的大改变相关，与中国社会新与旧的转变、各种力量、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相关，在别的地方它找不到解释的可能性，或者说别的地方给出的可能性不如新媒体来得畅快。新媒体跟整个社会一样，需要经过一个重新凝聚、整合的过程才能形成一个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