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孝”自若
王开林
今夏，我去昆明鸣凤山参观吴三桂重修的那座金殿，发现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道观非它莫属，不仅吨位足以取胜，而且铸造工艺十分高明。青石基座上镌刻有《二十四孝图》，历经风雨剥蚀，这些清初的原迹早已残缺模糊。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其中“郭巨埋儿”、“卧冰求鲤”、“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数则完全乖悖常情常理，甚至相当恶心。这就是传统文化，摒弃不难，认同不易，但我们要学会理解才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孝”恰恰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汉朝首倡孝治，举孝廉就属于彼时的发明，被荐举的人选必须孝顺父母，行为廉正。汉朝的孝子孝女奇多，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埋儿奉母，缇萦代父受刑，曹娥寻父投江，赵娥为父报仇，个个著名。我们读史细心，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除开汉高祖刘邦，汉朝其他皇帝的谥号均前缀一个“孝”字，孝惠、孝文、孝景、孝武，一直到孝献。吊诡的是，汉高祖刘邦并非孝子，项羽捉住刘太公要当众活烹，刘邦却说：“吾翁即尔翁，如欲烹尔翁，幸分我一杯羹！”如此看来，汉朝倡导孝治，仿佛中医常讲的“缺什么补什么”。
元人郭居敬迎合社会需求，辑录古代二十四名孝子的故事，编成《全相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风行全国的孝道范本，官方和民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方面的传播。五四之后，鲁迅撰《二十四孝图》一文，认为古人把“孝”字抬得太高，“这些老玩艺，本来谁也不实行”。但专制魔王的工具理性不可低估，忠臣多出于孝子之门，岳飞就是显例，但宋高宗(幕后指使者)和秦桧(实际操作者)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他冤杀于风波亭，可见忠孝者处境艰危，也可见极力倡导忠孝的专制帝王极为变态，内心阴森冷酷。
当代讲法治，孝治已不大行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孝治就丧失了市场份额，没有人再给它投注。你猜讲孝治谁最起劲？居然是某些贪官，这个事实真令人大跌眼镜。“新儒生”冯伟林的总结精妙无比，“廉洁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这篇讲演稿纲举目张，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廉洁”和“孝顺”并举而谈，将法治和孝治整合而论，最终使二者实现了无缝对接。某些官员贪赃受贿，额度之高近乎天文数字，法院依律判决，不是死刑，也是死缓。白发高堂听闻儿子转悠在鬼门关前，悲不自胜，情何以堪？不能为父母化忧解颐，反而令父母丢脸伤心，这种人显然是不孝之子。一旦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悲催又要大大加码。冯伟林的演讲稿立意不坏，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能说不能行，伸手被捉之后，所产生的反讽效果将他以往的孝文化建设彻底颠覆，夷为废墟，这就寒彻了天下孝子之心。
廉的倡导者不廉而讲廉，孝的倡导者不孝而谈孝，其弊害甚至大过质疑“廉”和“孝”， 反感“廉”和“孝”，否定“廉”和“孝”。何以见得？伪善坏过不行善，伪爱坏过不施爱，是相同的道理。人们最恨的是欺骗，是虚假，因为欺骗和虚假能够轻而易举地孵化出丑恶。
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老百姓朴实无华，不会讲出这类文绉绉的句子，但他们的听力和眼光一点也不差。谁是真廉，谁是真孝，谁在撒谎，谁在忽悠，他们一目了然，某些官员自以为披了一件“新儒生”、“改革家”的炫酷外套，就能藏掖住自己骨子里的那份“小”，这种如意算盘还是少打为妙。
有一句老话是“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那些大讲廉孝合璧的贪官落马后，总有一群情妇浮出水面来，“孝”是掺了假，“淫”却落了实。所谓“孝为先”，他们只是把“二十四孝图”挂在嘴上，哄人权当哄鬼，又能收效几何？
参观金殿时，我对同伴说过这样的话：“吴三桂标榜忠孝，不惜斥巨资重修这座道观，最终却弄得满门抄斩，他忠从何来，孝从何来？这‘二十四孝图’更像是讽刺漫画。”
低调的贪官更容易邀得大众原谅，高调的贪官则备受世人鄙夷，老百姓恨假之心，远远超过恨恶恨丑，揆之今日，尤甚于往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