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总拆别人的毛衣重织
在一个全国性的编剧论坛上，邹静之、王兴东、兰晓龙、黄会林、王丽萍、张永琛等国内名编剧们感慨良多，一致认为：中国影视不缺国际导演，不缺大牌明星，主要是缺好剧本。改编翻拍多了，自主原创少了，拆别人的毛衣重织一遍，暴露了我们生活能源的匮乏。
中国影视创作的实际现状，确如编剧王兴东所批评的：“用别人对生活的发现来代替自己的发现，闭门造车，远离生活一线，说白了，都是人民币惹的祸。 ”没错，试问：现在还有多少编剧像老一辈作家、编剧、艺术家那样，为了一部影视作品或一段相声，而甘愿深入生活，坚持田野采风，还有多少编剧愿意耐得清苦、守住寂寞，发扬十年磨一剑的创作精神？
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领域商业氛围浓重、精神引领隐退的现象愈演愈烈。在此情势下，由影视制作、传播机构构成的外部社会创作环境对剧本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很多制作、播出机构一两个月就要编剧交一个本子。为了导演、演员的档期，编剧两三天就要写一部电视剧。如此惊人的产出速度，电视剧重量不重质、重抄不重创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而与外部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更新创作观念，坚守社会责任，戒除浮躁、急功近利之心，编剧的自律问题越发显得突出而急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诚如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教授黄会林指出的：“我们之所以对于很多现象漠然视之，就因为我们失去了敬畏，所以就没有了底线。突破了应有的道德底线，我们就会做很多不该做的事。只有具备了敬畏之心，人才能保持自己最低的底线和最高的艺术追求。 ”创作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而扬名业界的年轻编剧兰晓龙感叹：“现在编剧的稿酬越来越高，但剧本的质量却越来越差，编剧应该有良心底线，不能只认钱。 ”诚然，从杭州到上海再到北京，现在对编剧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这对编剧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坚持艺术理念，从尊重编剧本人的角度出发，对剧本创作保持敬畏之心，应是一名合格编剧坚贞不渝的神圣历史使命。
当前，影视界方兴未艾的“翻拍风”，就是在金钱的驱使下形成的，它是一种急功近利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消极后果很值得编剧们重视与反思。原创剧本的匮乏，我们某些已经习惯于“炒现饭”的编剧难辞其咎。如何才能让编剧们不做“人民币的奴隶”，创作出更多引导社会、服务人民且富有恒久艺术魅力的剧作精品？说千道万归一句：创作的观念是否正确很重要。作为编剧，要学会为艺术的时间而不是为物理的时间而创作。真正的艺术作品能穿透物理的时间，《牡丹亭》能穿透，《哈姆雷特》能穿透，而我们现在的戏到底有多少能穿透时间传到400年后？有多少戏能够紧贴着艺术的时间不放，而不是短暂的、墙报式的，今天写完明天就擦掉？在著名编剧、诗人邹静之看来，编剧的最高境界，不是故事情节多么曲折离奇，也不是人物形象多么栩栩如生，而在于戏里戏外有没有作者情怀、人生况味。
其实，正如评论家雷达指出的，何止文学艺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与价值追求，产品形态甚至人间万象，似乎其状态与文艺如出一辙，到处都缺乏来自大地和生命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在这个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世界里，原创性的丧失，复制性的膨胀，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是在一个领域，而是在最广泛的领域，存在着原创性匮乏的危机。看上去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了，琳琅满目，五色斑斓，就像我们的图书业、创作界一样的“繁荣”，可是，细细看去，却又发现，所有的繁荣背后，离不开两个大字——复制。只要留心，我们就会发现，现代化大生产的最大特点是批量化、复制化，它已经侵入了一切生命形式乃至细胞之中。
然而，原创力问题并非有人提倡就可以马上增强和解决的。现在高喊提高原创力的文章已经不少，一般意义上，谁都知道创新之难。太阳底下无新事，好像所有的路都被人走过了，所有的故事都被别人讲完了。当年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述一个士子的苦闷，有“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之长叹，道尽历来创作者共感的难于超越自我之烦恼。
但无论怎样，包括影视在内的所有文艺作品之本性，是不能容忍总是这样复制和克隆的。失去了独创性、创新性、原创性，也就失去了文艺的存在价值；想要保存住文艺自身之名节，就必须恢复原创，拯救原创。就影视业来说，原创的意义在于，它是属于编剧自己的作品。即使别人也来做这个，也做不出“这一个”的感觉，源头是个人，其中有个人自己的情感和历程。因此，有出息的剧作家一定要坚持原创。有感而发、真诚写作，写自己所思所想，不为金钱而写作，不为名利而写作，不为写作而写作。同时，也要重视和恢复体验生活的光荣传统。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而表现人性的真善美，应该是编剧们一生的艺术追求。
□周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