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经济意识的增强，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也日益显现，表现在诸如急功近利、价值失落、行为失范、思想浮躁等方面。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我们的文明去哪里了？我们的礼仪去哪里了？要不要寻找失落的文明？这需要我们很好地反省。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一下，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明，仁义礼智思想是什么，我们该怎么看。关于仁义礼智思想，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谈仁义礼智思想的社会历史渊源，第二个层面谈仁义礼智思想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仁义礼智思想的社会历史渊源

　　我们知道，过去讲中国文化，主要讲孔、孟、老、庄。孔、孟思想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是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又叫孔孟之道，是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称为亚圣。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的思想，孟子系统论证并完善了它。

　　为什么孔子要提出仁义礼智的思想？孔子生活于春秋时期，当时西周的政治权威已经丧失，天下动荡，诸侯互相攻打，战争不断，而且一些诸侯国仗着自身强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想篡夺王位，问鼎中原。在孔子看来这违背了礼的秩序。礼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行为规范，乐是礼的一种表现形式，礼崩乐坏，所以天下无道。孔子讲过一个例子。当初有专门的表演队伍为各级官员表演。就规格而言，天子是“八佾舞于庭”，一佾指一列八人，八佾即八列六十四个人给天子跳舞，这是最高规格，只有天子可以享受。诸侯则是“六佾舞于庭”，而大夫只能“四佾舞于庭”。但作为大夫的季孙氏就搞了一个“八佾舞于庭”，自己享受天子的规格。孔子认为这是不可以的，他说了一句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破坏规矩，犯上作乱的都可以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礼乐征伐应该“自天子出”，由天子来决定怎么制定礼乐，是否去进攻别的国家，结果现在变成了“自诸侯出”，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力都出自诸侯，所以他认为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

　　孟子所处时期是战国中期，天下更加动荡，战争更加频繁，百姓更加苦难。在这个时候，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继续讲仁、讲义、讲礼。孟子还从人道主义和性善论出发，提出了“春秋无义战”的命题，认为春秋时期所有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因为给人民造成了伤害，影响经济的发展，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孟子认为战争带来深重的灾难，诸侯之间互相攻打，连年征战，结果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了争夺城市，杀掉的人堆满城墙；“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为了争夺一块地盘，结果杀得尸横遍野，非常残酷。面对残酷的现实，孔子、孟子都提出要讲仁义礼智，这是仁义礼智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孔子提出了仁义礼智的思想，但他主要论述的是仁、礼的思想，他往往将仁和礼连起来谈，可以说仁礼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当然孔子在仁礼之外还讲了智，也讲过仁智勇三种人格，但是孔子没有把仁义礼智连起来说。孟子把仁义礼智连接起来并用，而且做了系统阐述。所以我们认为，仁义礼智作为儒家传统这样一种自觉的道德理念，作为儒家传统的“四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到了孟子之后才真正地完善，才得以确立和系统论证。

　　仁义礼智思想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仁义礼智思想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即仁义礼智的内容是什么，它的价值如何。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人性本善。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有很多争论。孔子没有正面论述过人的本性是什么，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告子》里记载，告子是个很有名的学者，孟子和他辩论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告子认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如困了想睡觉，渴了想喝水，饿了想吃饭，或者觉得很劳累了想娱乐。告子的观点学术界叫做人性自然论，人性出于人的自然需求。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存在于价值观念和思想理念中，而不是人的生理本能中；人的本质是善的，善在我们的价值观里，符合人的性情。

　　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就是说，我们做事、言谈举止，一切都要符合人的性情，这就是善。那么性情是什么呢？是人性本身所内在的，不是外来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几种心(观念、思想、价值)人人皆有。“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不忍人饥寒交迫，不忍人流落街头，看到人家生活困难，颠沛流离，吃不饱穿不暖，就动了恻隐之心。孟子把这种“不忍人之心”发挥到社会政治领域，认为君王有“不忍人之心”，于是有“不忍人之政”。君王应该实现仁政，爱护人民，帮助人民。“羞恶之心，义也”，对不好、不道德的事情，我们要感到羞耻，感到痛恨，如果有了不好的念头，也要感到羞辱，这就是义。义是合适、恰当的意思。“恭敬之心，礼也”，对人有恭敬、诚敬的心，这是礼。有礼就是有礼貌，有品位。“是非之心，智也”，能够判断是非，拿捏分寸，这是智慧的表现，等等。这就是他讲的仁义礼智。有恻隐之心，就表现了仁；有羞恶之心，就表现了义；有恭敬之心，就表现了礼；有是非之心，就表现了智。仁义礼智哪里来的呢？不是由外面强加的，而是本心固有的。为什么我们一直没做到呢？因为我们没去思考，没去反思，没有发现它。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是善的，从这里出发，孟子展开了仁义礼智思想，因此仁义礼智的理论基础就是性善论。

　　第二，关于人禽之辨，即人和禽兽有什么区别。这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命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区别小得很。因为动物要吃喝拉撒睡，人也要吃喝拉撒睡；动物要繁衍，人也要繁衍。如果从这种生理的、感官的、本能的角度来看，没什么区别。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人和禽兽的区别则很大，为什么？孟子进一步论证说，人有礼仪，人有道义，人活在世上有价值、有原则、有追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吃饱、穿暖、住得舒服，但是你没有接受教育，没有教养，没有文化，“则近于禽兽”。于是大家要学做人的道理，“教以人伦”。什么道理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各有价值原则在里面，不是说仅仅吃饱、穿暖、住得舒服就够了。在孟子思想里，君臣关系相对对等。孟子认为，“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就是说君主把大臣视为自己的手足，大臣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心腹，连为一体；“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寇仇”，君主把臣下和部属看作路边的野草，随便践踏，不懂得尊重他们，那么臣下和部属就会把君主看作敌人一样，不会很好地与其合作。

　　接下来，孟子把它引申到社会政治生活里面，讲人和禽兽的区别。他说，统治阶层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雄健的马，过得很舒服，但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老百姓面有菜色，面黄肌瘦，路上有饿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你吃得好，住得好，骑着高头大马，但是你也相当于禽兽，是“率兽而食人”，率领禽兽去吃人。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的本性上，在人和禽兽的区别上，在各种人伦关系上，在施政和为政之道上，孟子都强调要有道德礼义，要超越动物的层面、物质的层面。

　　第三，我们在前面的基础上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仁义礼智的文化内涵。孟子的仁义礼智思想有个逐渐发展、逐渐论证、逐渐提高的过程。首先他提出“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应该有这样四种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然后他提出“四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有恻隐之心，是实现和成就仁的开端，若连恻隐之心都没有，你就根本不可能具备人的美好品德——仁；“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仅有“四端”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培育它，发展它，壮大它，成就“四德”，来支撑我们的精神世界，支撑整个社会的精神价值。我们将“恻隐之心”发扬光大，成就“仁”，将“羞恶之心”成就“义”，将“恭敬之心”成就“礼”，将“是非之心”成就“智”。仁义礼智这四种品德，就会统一地、协调地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指导我们生活、指导我们人生、指导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成为基本的价值源泉。

　　大家知道，孔子有一个“仁”和“礼”关系的讲述，非常有名。孔子的高足颜渊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不恰当欲望，恢复礼的秩序，按照礼的原则来办，不做超越自己身份地位的事情，也不要有那种超越地位的念头，这就是“仁”。颜渊马上追问“请问其目”，请问具体的条目，怎么去克制自己不恰当的欲望？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这就是仁。但这个礼有时代性，乃至说有阶级性。古代社会的礼，在今天肯定是不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但是礼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一种行为规范，在今天可以经过改造，赋予时代的精神，为我们所用。现在也要讲礼，讲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孟子说仁就是人心，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之中，正由于如此，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这个仁，要发掘个人的本心。仁义礼智的“仁”就好比适合我们居住的舒适房子，有了“仁”，我们的精神才能很好地安顿下来；而“义”是适合我们走的最恰当的道路，是正路；“礼”就是开头所讲的“恭敬之心”，对人真诚，恭敬；“智”就是“是非之心”，对仁义这一善端的理解和把握，能够弘扬它，光大它，这就是“智”。

　　有了这些“仁义礼智”的好品德，我们怎么去实现它们呢？孟子提出了很多方法。一是“自返”，就是向内心追求，不去找别人的原因，也不在社会上找原因，而要自我反思，寻找我们自己的本心。二是“求放心”，“学问之道无它，求放心而已”，我们为人处世，在社会上生活、工作，怎么做好呢？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求放心”，“求”是寻找，“放心”是丢掉的本心，把已经丧失丢掉的本心找回来。本心是什么呢？善性良知。我们反躬自省，向内追求，检讨自身，发现自身的善性，这是一条重要途径。具体一点来说，我们要“存心”，保养我们的本心；“养性”，涵养我们的品性；还要“寡欲”，要在符合仁礼的原则下来满足我们正当的欲望，而不能无限地膨胀，贪得无厌。孟子说，君子之所以和普通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能够“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用仁和礼保养、保存、涵养自己的本心。如果你能够爱人，尊敬他人，那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总体上来说，孟子有一个表述，就是“养浩然之气”，培养天地间最大、最刚强、最正直、最有力量的那样一种气，最后就能够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们再富再贵，也不丧失好的品德，也不会从此沉沦堕落、荒淫、奢靡；当有强大的行政力量、强大的社会舆论以及各种外力制约我们的时候，我们照样不屈服，始终坚持我们的善性，坚持仁义礼智的好品德；当我们落魄、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时候，我们照样不改变我们的美好理想。为什么要“求放心”，“养浩然之气”呢？因为孟子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即“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的根源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自身的思想中。就道德修养的层面来看，人人都可以发挥自我的能力，努力做一个善人和不断向上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没有阶层与地位的区别。这反映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个体修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价值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孟子思想的当代意义

　　第一，它能够帮助我们理性地看待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合理的思想资源。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一些很不好的成分，比如说特权思想、权大于法、个人独断等，这些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在今天要很好地清算，彻底地批判和抛弃。但另一方面，文化又有它的民族性，有一些价值观念，经过一代代中国人长期的奋斗和积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超越了时代、阶级、地域乃至国度，比如说仁义礼智的思想。我们正确看待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可以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合理的思想资源。经济、文化两者比翼双飞，不可偏废。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没有文化的城市是可怜的城市，没有文化的人是可悲的人。

　　第二，孟子思想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空气的清新剂。我们今天的空气是不够清新的，道德堕落、行为失范、心灵浮躁等现象屡见不鲜。但我们有仁义礼智这样一个优秀文化传统，可以用来针砭时弊，治疗我们心灵的创伤，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为我们今天文化肌体的健全提供营养。多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持人请李瑞环同志讲话。他重点强调了仁政思想和民本思想。以人民为本，安民，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老百姓最为宝贵，政权社稷是次之的，“君为轻”，君主是更次之的。他说，这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把人民的地位提高，把人民的生活解决好，让人民吃饱穿暖，还要享受文化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思想对我们今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孟子思想的当代意义，是能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提供价值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经常感到失落、迷茫、困顿和彷徨。现代化发展以后，人际关系又逐渐疏远，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少，人们的心灵越来越孤寂，越来越渴望得到精神安顿。这就需要一个能够适合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那么，我们有没有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作为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够安顿精神的价值源头和价值体系？应当说，我们正在构建之中。近几年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是这种努力构建的显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2007年9月，温家宝总理和北师大师生座谈时讲道：“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和爱心是道德的基础。”我想，温总理的这段讲话为我们昭示了一个思考的方向，那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孟子的仁义礼智思想有其合理性。

　　我们今天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我们研究探讨寻找失落的文明，重建中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寻找安身立命之道，应该很好地研究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仁义礼智何处寻？仁义礼智就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中，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不能只看传统，更要立足当代，立足现实，传统要更好地服务当代，古为今用，扎根在我们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让我们相互勉励，共同努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 嘉宾档案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中国文化课题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概论》等；主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丛书》；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发表学术文化评论和时政评论一百余篇。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近20项。主持国家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在内的文化研究课题近20项。先后在欧美、澳大利亚、东南亚、日本、韩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或出席学术会议。是人民日报向海外介绍的中国学者之一。

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文化频道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