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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山东大学堂章程》
这份章程具有示范意义，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
本刊记者/杨敏
2000年，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徐显明率队访问台湾，特地去拜访了曾任“美龄号”机长和台湾空军“情报署长”的衣复恩。祖籍山东的衣复恩以母亲之名所成立的“立青文教基金”，在山东大学设立了奖学金。
谈起翌年即是山东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已是耄耋之年、坐在轮椅上的衣复恩询问自己能做点什么。
徐显明如实告知，这次来台湾最重要的目的，是寻找山东大学堂的起源。
山东大学获知，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呈《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获准，由此，山东大学堂成为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但这份《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山东大学寻访多年未果。
在北京参加常委会会议的间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山东大学现任校长徐显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正是这一次拜访衣复恩，让山大的寻访之途柳暗花明。
弄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彩色复印机
“我们一直知道这份章程，但从来没有找到过。”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副部长井海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早发现这份章程的存在的，是山东大学原校史办公室主任史若平。1990年，他在山东省图书馆查资料时，偶然发现了这份章程的照片，虽然没有具体内容，但足令他欣喜。
从1999年末至2000年上半年，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的李彦英与同事到北京寻访《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李彦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跑遍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地，每日奔波，却一无收获。
后来李彦英又去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万县档案馆(抗战后，山东大学内迁到重庆万县)，都没有发现章程的踪迹。
寻访未果，他们推测此文件可能会在台湾。于是，2000年徐显明借访问台湾之机，特地去拜访了衣复恩。
衣复恩给徐显明推荐了一个人，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和台湾“国防部长”的孙震。
“孙震也是山东人，在台湾有很大影响，他说我不敢保证现在就能找到，但我会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它总会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徐显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后不久，孙震来山东大学访问，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会见了他，并再一次提出寻找章程之事。
孙震回台后，传来好消息，《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确是在台湾，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孙震的一个学生在故宫博物馆工作，他为此助力不少。
2001年10月11日，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孙震以山东大学老朋友的身份出席。这次，他带回了极珍贵的礼物：《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皇帝朱批的复制本。
新任校长展涛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里，郑重接下了这份厚礼。
据徐显明介绍，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杜正胜，是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对与大陆的文化教育交流很热心，复制本是在其大力支持下取得的。跟原件一模一样的复制本价格不菲，由于复制品长达52页，工作量很大，据说弄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台价值昂贵的彩色复印机。
“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
远涉海峡复制回来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是山东大学堂的立校之本。
1901年9月14日，即《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的第7日，为挽救危亡，清政府决心兴学育才，变法自强。
仍在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云：“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此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上谕后，一向赞成改革、重视新学的袁世凯立即组织人员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1901年11月6日上奏。
奏折写道：“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顾学校不难于大兴，而规划实难于妥拟。”
12天后，朱批下来：“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这份奏折里面，附有详尽完整的《山东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四部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学堂经费，共计96节。
《章程》规定了办学的宗旨：“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
《章程》规定，所招收的学生应在15岁以上23岁以下，“通解经史，文理明顺，身家清白，体质强实，并无习气疾病嗜好者”。考试为“策论经义”。毕业后，由总办、总教习选择心术端正、学术渊博者，资遣出洋留学，因为，“出洋留学最易造就人才”。
《章程》详细规划了学校设施，藏书楼、博物馆、病房、浴室一应俱全，甚至规定学生“每七日淋浴一次，凡遇停课日期，有愿沐浴者，亦听其便”。对于寝食作息，均有具体规定。如，夏季早五点半鸣钟一次，早上七点半、中午十二点半和下午六点半各钟鸣一次，分别准备吃早中晚饭。细微详尽至此。
在课程设置上，除经学外，还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这在当时，堪称别开生面、颇有清新之气了。
学堂重视体育运动
1901年秋，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山东大学堂。
彼时，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由于难以维持，已于1900年8月停办，尚未复校，山东大学堂遂成为一枝独秀的官立大学堂。
根据章程，学堂招收了第一批新生300多名，分专斋、正斋、备斋。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学习浅近知识；正斋，相当于中学堂，学习基础学科；专斋，相当于大学堂，学习专门学科。名为大学堂，本来只应设专斋，但是，考虑到“各府直隶州设立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之小学堂，尚未能一律聚设，虽有大学堂之名，而一时无所取材，惟有先设立备斋，次立正斋，初学易于造就”。
谁是山东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至今仍有争议。一说是唐绍仪(后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一说是周学熙(后两次出任中华民国的财政总长)。
唐绍仪任首任校长的说法，来自于《山东高等学校建制沿革纪略》。这是1914年山东大学堂停办时自己编辑的校史。其中有一份《山东大学堂历任校长名单》提及，唐绍仪、周学熙和方燕年这三名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到校年份都是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但后来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经过查阅史料，认为首任校长为周学熙。
袁世凯请来登州文会馆馆主、美国耶稣教长老会传教士赫士为总教习(相当于今日之教务长)，聘有教习110余名：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归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英、美、德、日等外籍教习8人。
相比旧式私塾书院，学堂重视体育运动，认为其“不但借以卫生，并可兼娴武备”。每日下午功课余暇，学生都到操场练习体操，并派一名西方人教习督操。备斋学生练柔软体操，正斋学生加练器具体操，专斋学生再加练兵式体操，“以循序渐进”。
不过，尽管设立了许多西学课程，在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框架下，主要课程仍是固“中学之本”。
学堂开设的第一门课即是经学，在礼仪上，尊孔崇道。学堂条规规定：“课士之道，礼法为先，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每月朔望之日，由教习率领学生叩拜孔孟，宣讲孔孟之道，“诸生环立敬听，听毕向教习三揖，诸生各相向一揖”。每逢孔子生辰，“均须齐班行礼，以志虔恭”。全校师生除外籍教师外，都是长袍马褂、脑后留辫。由于男女有别，不能男女同校，所以学堂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张研所著《原来袁世凯》所述，由于袁世凯过于重视孔孟之道，赫士终与袁不欢而散。
各省在奏折中表示要效仿山东章程
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但具体如何改，并无先例。《山东大学堂章程》为当时书院改学堂提供了详实可行的范本。徐显明认为，这份章程具有示范意义，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
1901年11月27日，清政府再次下令：“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拟先于省城建立学堂一区，分斋督课，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俾初学易于造就，渐有师资，再行次第推广，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淳淳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因此，要求各省“立即仿举照办，毋许宕延”。
此后，各省纷纷将书院改为大学堂，或新设大学堂。
据山东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李彦英考证：浙江巡抚任道镕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江苏学政吏部左侍郎李殿林将南菁书院改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河南巡抚锡良奏设河南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太原开办山西大学堂，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设贵州大学堂，江西巡抚李兴锐将豫章书院改为江西省大学堂，等等。
各省在奏折中均直言，学堂的课程、等级、班次，“不外山东章程”，或者是“仿照山东章程”，根据本省的情况和财力，变通办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山东大学堂(彼时已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被裁撤，于1914年停办。
山东大学堂后来历经重办、合并等变迁，《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流落何处，如何辗转到达台湾，已不得而知。
2009年3月，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访问台湾时，向台湾方面请求看看这个办学章程的原件。也是经过孙震从中斡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资料库里取出了这份原件。朱正昌戴上手套、口罩，亲手触摸了这份保存一百零八年的文件。
“文件保存得很完好，几乎看不到任何破损，字迹也很清晰。”随行的山大海外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姬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0年11月3日，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前，校长徐显明借到台湾访问的机会，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经申请，他和同行的人也如愿看到了这份珍贵的文件。
“原件存放在地下三层的清代密档室，工作人员把那个文件很正规地请出来，把它摆好，一字摊开，大概有四五米。”徐显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保存得非常好，令人惊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