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中国首届电视剧编剧论坛在郑州落幕。在这个以“电视剧的当代性”为主题的专业性会议上，作为电视剧重要题材类型的生活剧成了众矢之的。有与会者直言不讳地痛斥，当下一些生活剧“苦情戏”居多，虽然这类剧收视率很高，但剧情很不合理。
事实上，对于近年来一些生活剧集中暴露出的弊病，观众早已不买账。特别是那些冲突过于激烈、明显欠缺逻辑、与生活常理严重不符的剧情，甚至已经成为笑柄。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意见，圈内人的确需要进行一番自我反省：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生活的生活剧，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离生活太远的生活剧
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生活剧一直是荧屏的绝对主角。从曾经引起万人空巷的《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到近年的《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回头细数，凡是当时引起轰动、而后又成为经典的电视剧作品，大多都是扛着现实主义大旗的生活剧。
但是近两年，观众对于生活剧的批评之声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洒狗血”、“虐心”、“三破一苦”、“细节虚假”、“盲目跟风”……人们已经总结出了生活剧中的若干通病和种种俗套。
“婆媳大战”是生活剧中最常见的套路。以新近播出的几部电视剧为例，《婆婆来了》、《当婆婆遇上妈》、《青春期撞上更年期》、《母亲的战争》……婆媳关系似乎总是水火难容，有时甚至到了彼此互搏、兵戎相见的地步。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在这样的戏份中，婆婆大多扮演凶神恶煞的角色，委屈的小媳妇却往往可怜得凄风楚雨。
与“婆媳大战”相伴随行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家庭矛盾。明明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亲人，兄弟为了争夺家产见面互殴，妻子逼迫丈夫喝洗脚水，继母虐待年幼的孩子——类似这些夸张得令人发指的情节，近年来却频繁在荧屏上出现。中年观众艾玉琴最受不了这种戏码：“太邪乎了，生活中哪儿有那么多夸张的事儿！”
有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的剧情，同样令观众吃不消。今年播出的《王海涛今年四十一》，前28集里，主人公王海涛不仅摊上了几乎所有的倒霉事儿，还要忍受弟弟妹妹的种种折磨；但是到了最后两集，因为一封感人至深的遗书，所有人突然幡然悔悟，而王海涛原本患上的绝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还奇迹般地发了笔横财。
对于年轻观众来说，一些生活剧早已丧失了可信度。看到一些宣称表现年轻人生活的电视剧中，小白领们打扮得光鲜亮丽，上班喝咖啡，下班泡酒吧，外企公司职员陈余方不由得感慨，“为什么我每天就只能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忙业务呢？”至于职场戏中常见的尔虞我诈的所谓“办公室战争”，他的看法是，“幼稚得像在侮辱观众的智商。”
来不及生活的写手们
真正远离了生活的可能不是生活剧本身，而是杜撰出了那些作品的编剧或写手们。
张佳是标准的“85后”，在正式成为职业编剧之前，她曾当过三年的“枪手”，即以不署名的方式替一些知名编剧写剧本。像她这样的“枪手”，在电视剧创作领域普遍存在，这早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张佳说，她做“枪手”的时候，一年能写出四五部电视剧，“总体上照编剧定的基调和走向写，我们的发挥空间主要在细节上。”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的“枪手”来说，难以把握生活的细节，恰恰是他们最致命的软肋。因为母亲曾在妇联工作，张佳从小便听闻各种家长里短的琐事，和同龄人相比，她的素材积累和情感储备已算得上丰富。可即便如此，她也曾写过父子因言语不和而互扇巴掌的“狗血情节”，现在自己想起来都不忍卒读。
因为交稿任务比较急迫，很多“枪手”往往是关在家里夜以继日地赶工。张佳坦言，很多同行所采用的素材，其实来自对其他电视剧的模仿。编剧公司喜多瑞旗下的著名编剧陈彤对此很有意见，在她看来，让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对婆媳或妯娌关系感同身受，确实是勉为其难，“生活的积累和感悟是别人很难教的。”
闭门造车的并非只有这些初入行的年轻编剧。在编剧论坛上，著名编剧彭三源毫不客气地指出，急功近利造成体验生活不够，缺失了常看常新的生活细节，这是很多编剧“老手”也同样存在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曾庆瑞对此也有同感：“一方面编剧迫于生存、交稿压力，创作浮躁；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经验’，有些从一开始就是盲目的跟风和低劣的模仿而已，没有原创，更别提生活积累。”
其实，任何作品都是在表达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陈彤的一番话听起来别有一番意味：“一部作品的高度，就是写作者心灵的高度。心灵混乱，作品水平又能高出哪里去？”
“大家都在服从市场”
尽管背负骂名的常常是编剧，但是一部电视剧从剧本创作到最终播出，其中有大量环节是编剧们无法掌控的。“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不是‘编剧中心制’，对于大部分编剧来说，服从才是我们的天职。”张佳自嘲说，“服从导演、制片人、购片方电视台，说白了，大家都在服从市场。”
在和制片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张佳曾遇到过各种令她哭笑不得的要求：“恨不能三集一个巴掌，五集一个下跪，高潮部分来点儿车祸、癌症，最少也该有场暴雨中的嚎啕大哭。”有一次，她招数用尽，但主创们仍然认为剧情“不够给力”，她只好两手一摊，“耳光都扇完了，实在不行你只能让他们（指剧中人物）不孕不育了。”
陈彤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创作的电视剧《说好不分手》走的是温情路线，戏里最大的争执不过是“勺把碰锅边”。这部戏播时，收视率曾排到全国第四。制片人婉言劝她，以后创作可以“更商业”些：“否则也就这样了，不会更火。因为最火的戏一定要升级成‘核战争’，并且双方得你来我往，不停攀升战况，才能吸引观众连续看下去。”
“导演、制片人对剧本走向的最终影响，其实也是市场需求在创作和制作环节的一种价值传递。”曾执导《幸福来敲门》的著名导演马进认为，隐藏在生活剧中“洒狗血”现象背后的，是制作方和发行方过度迎合所谓“观众口味”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尴尬事实。“收视率成为唯一标准后，一部电视剧是否符合生活逻辑、是否遵循艺术规律就不再重要，是否夺人眼球、是否哗众取宠，才是‘好剧’的价值衡量。”
另外，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也是影响生活剧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马进很怀念1990年至2005年前后的电视剧创作环境，他称呼其为“从容时代”。那时候，一部20集的电视剧可以拍摄三个月，甚至半年；而如今，一部30集的电视剧，正常情况下3个月就可以完成拍摄部分。马进很感慨地说，“现在大量热钱涌入影视行业，投资过多使一批批未成熟的产品被推向市场，这就是电视剧创作浮躁喧哗的现状。”
生活的质感理应美好
在生活剧的创作中，究竟缺少了什么？陈彤认为，真正让观众难以忍受的，或许并不是那些背离日常生活的剧情设定。她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为什么好莱坞电影的剧情都那么夸张，日剧和韩剧的台词也很“狗血”，但是观众却还会觉得好看？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活剧所缺少的，是“真正的生活质感和逻辑”。在他看来，这几乎是近年来生活剧创作中最致命的问题。陈彤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她认为，真正让观众感到不舒服的，其实是“狗血”剧情对美好事物的颠覆。“日剧、韩剧也好，好莱坞电影也罢，它们给出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不会对我们的价值观进行粗暴的践踏。”
“其实归根到底，写温情还是写眼泪汪汪，这些真的都不重要，关键是你传达的价值观是不是真诚的、源于生活的，并且满足了观众的某种心理需求。”陈彤说，她很同意电影导演冯小刚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以为展现黑暗就是犀利和深刻，这恰好是最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不能一刀拉下去全不管了，你得给人家缝好了，伤口抚平了。”
学者曾庆瑞进一步指出，这种价值观的背离，其实还有着逐利的心理在作祟：“太重商业化，势必为了‘重口味’而刻意暴露人性的假恶丑，但事实上，只有真善美才最能打动人。”
编剧彭三源相信，即使是再悲惨的故事，也总会有人性光辉、美好和善良的一面，“我们为什么不再往深探寻一下，如果把每一部作品人物的精神境界和格调往上提升——哪怕只升半个格、一个格，长此以往，我们一定能对道德的回归有教化作用。”而陈彤提醒说，这些美好价值观的表达，其实也是对观众的必要引导：“你总给他吃坏的，他可能永远也想不起好东西的滋味。而吃过好的，他就慢慢不会选择坏的了。”
释义
洒狗血：源自梨园行，最初用来形容演员表演时不讲分寸，乱卖，造作，以致做派失却了本真实在。现在如果剧情过度夸张、浮滥，尤其强调暴力、血腥、煽情等，都会被人指为在洒狗血。
虐心：指让剧中人物心里难过。后来常被用于形容“看了以后心里异常难受”的作品，亦即虐心对象由作品中的角色转移至受众身上。一些看完之后会令人产生虐心感受的电视剧，通常被称为“虐心剧”。
三破一苦：生活剧中的常用套路，“三破”为破碎家庭、破碎情感和破碎婚姻，“一苦”是家庭苦难。
声音
生活剧为何“不生活”
跟风只能模仿表象
我们的电视剧行业充满太多“想象”了：编剧想象生活，不接地气；片方想象观众的口味，以为只有“重口味”大家才爱看。
一个剧本里最重要的是人物关系，这也是最难把握的。一旦人物关系不真实，就形成不了冲突，故事很难走下去。但事实是，现在很多剧盲目跟风，只模仿到关系的表象，比如你两个婆婆火了，我就搞两个妈，但理解不了关系的实质。这种情况下硬要写冲突，只有凑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来带人。
——青年编剧袁琴
雷人手段总是很奏效
这个市场疯掉了。我们没有什么编剧、导演，甚至制片人中心制，我们是话语权中心制。对编剧，片方会告诉你：“我需要一个那样或这样的戏”，但就是用不着生活——反正很雷的手段已经很奏效，只要有了收视率，何必再去大费周章用那些难度高的。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青年编剧于淼
作品敢给儿女看吗？
作为写作者，我们要问自己：你的作品给你的儿女看时，你想让他得到温暖还是得到冰冷、绝望？我想我们肯定选择温暖，而不是留给儿女对社会的怀疑，对人际关系的绝望，对人生前途的渺茫。我们既然对自己的儿女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作品对观众也应该是这样。
——编剧高满堂
三流剧淹没好作品
看电视最痛苦的是所有频道都在放广告，比这更痛苦的是，所有频道都在播面目相似的电视剧。大量三流电视剧的播出，证实了低智商编剧、导演群体的迅速崛起，他们对高层次编剧、导演带来的不是冲击，而是淹没。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太多的侥幸心理和太少的责任感。在那些人的作品中，既缺乏生活的真实，又缺乏艺术的升华。
——编剧徐广顺
好故事才有好收视
电视剧创作想要寻求跟收视率的良好互动，肯定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多年央视审片经验告诉我，这个还是得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观众不是从技巧上看一部剧有什么，他一定是看内容。即便是一个老旧的故事，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得好的话，它仍旧有收视率。
央视播的《野鸭子》就是这样，到市场转了一圈以后，大家都没接，我们看了故事觉得还不错，留下来，片方连价格都没敢多要，没想到播出后收视率这么高，就是故事好。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副总监汪恒
电视剧应该接地气
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需要人间烟火、常情常理。有些剧本过于追求商业性和收视率，特别重视编织蹊跷的情节，人物的关系也夹杂不清，剧情、桥段的设计非常狗血。这些剧，我觉得它反而偏离了现实题材的一些基本素质。我们需要的电视剧，应该是非常有生活质感的、合情合理的电视剧。
像《幸福来敲门》之类，并不见得有多么蹊跷的情节，多么复杂的情感纠葛，但它有质感，很接地气，所以它很受欢迎。这就是于细微中见人间精神、于朴实中能见精彩、于表演中见功力的作品。
——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龚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