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末元初开始，不少蒙古族迁居滇池地区。数百年岁月流逝，他们的踪迹何在——
滇池地区蒙古族的进入和融入
苏晴雨
我国的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等北方诸省区。远离北方、远离大草原的彩云之南，以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平定大理国为标志，不少蒙古族先后进入云南，并在滇池等地区聚居。但进入滇池地区的蒙古族，现在为何既没有成为该地区人口较多的民族，又没有聚居村落呢？本文试图通过滇池地区的蒙古族地名、村落、落籍情况等，探讨这一地区蒙古族的变化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
滇池地区与蒙古族有关的地名
滇池地区与蒙古族有关的地名可分为四类：
蒙古族语地名。以少数民族语汉译作为地名，是多民族聚居区常见的地名命名方式。在滇池地区，以蒙古族语汉译形成并保留至今的地名，有1条——五里多，官渡区民航路东西两侧地片名。源于蒙语“斡尔朵”，意为与皇宫、王室有关的宫帐、衙门、行营，后讹为兀儿朵、兀倪朵等。《新纂云南通志·古迹一》载：“斡耳朵，元梁王离宫。”又因此地距原大南城五华里多，故汉译称作五里多。
汉族对蒙古族的称谓而形成的地名。在滇池地区，用汉族对蒙古族的称谓约定俗成的地名，共有4条。达子长村，西山区中新街西北3公里处村名。这个地名来源，一因村中居民达姓居多；二为此地元代曾驻过蒙古族，旧时俗称其为“鞑子”，故名。达子小村、达子上村，分别位于达子长村北300米、西0.5公里处。朵家营，晋宁县晋城镇村名。明沐英入滇，朵里麻率部投诚，随明军驻军屯田于此并为驻军首领，因村中朵姓较多，故名。
与蒙古族太姓有关的地名。据考，落籍滇池地区的蒙古族太姓“祖茔在官渡河、跑马山。因后代子孙亦沿安葬于此，后更名为太家河、太家山、太家地”。“今太姓后裔主要居住在官渡区前卫镇太河村的5个居民小组，大约1000余人”(黄淳主编：《当代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该类地名，在滇池地区共有2条。太家地，西山区前卫村名，因村民多姓太得名。太家河，西山区河名，因流经太家地得名。
与元代梁王有关的地名。元代统治者曾将蒙古贵族分封为梁王。有的地名，就是与梁王有关而命名的。该类地名，在滇池地区共有9条。梁王山，原名罗藏山(彝语“罗”为虎)，后梁王屯兵于此得名。小古城，呈贡县城西北3.5公里处村名。原有土城，相传为元朝云南梁王屯兵贮粮之地，故名。白马路，传说当年有一梁王部将骑白马溃败至此自杀，后人称此为白马路，成村后村亦用其名。马料河，因原河两岸水草肥美，是元梁王放牧军马的场地得名。梁王河，因发源于梁王山麓得名。下梁王，晋宁新街村名。据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晋宁县志》载，该村原名忽纳寨。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滇后，元宗室巴匝剌·瓦尔密战败逃此，率众在村西光长山投滇池死。后人为纪念此事，改山名为梁王山，村因山得名。上梁王，新街村名。(新街)梁王山，新街山名。金砂山，晋宁上蒜山名，因元宗室梁王部属曾演武于此得名。
滇池地区蒙古族的落籍及村落
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为实施包抄南宋的“斡腹”之举，忽必烈率以蒙古等族组成的10万大军，以兀良合台总督军务，再征大理。次年，忽必烈北还，留兀良合台统军攻克押赤城(今昆明)，俘获段兴智，大理平。蒙古族随之进入滇池地区。其落籍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因设治为官而落籍。为稳定统治，蒙古贵族竭力拉拢和利用各族中的贵族，先后在洱海、滇池等地区设立了19个万户府，其下分设数量不等的千户、百户。据《元史·地理志·中庆路》载：宪宗五年(1255年)“立万户府十有九，分善阐为万户府四。至元七年(1270年)，改为路。十三年(1276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遂改善阐为中庆路。”元初的中庆路，在滇池地区设有晋宁州、昆阳州和昆明县、呈贡县、归化县。各路设总管及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汉文文献也称“监”，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据《赛平章德政碑》载：赛典赤到云南后，“经纶既绪”，“遣使闻奏朝廷”，“擢阿鲁与纳速剌丁为云南诸路宣慰使……副都元帅月忽乃、忽你赤、阿合八失为招讨使。”即元王朝还通过赏赐的方式，先后任命不少蒙古人在云南为官。而这些为官的蒙古人，有的就在押赤城(今昆明)及各路、府、州、县治所地落籍。
因屯田而落籍。《元史·兵制·屯田》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立中庆民屯……二十七年(1290年)，始立军屯。”元王朝利用圈占和没收大理国高氏的土地，拨给驻守云南的蒙古、回回、汉军以及云南地方军爨僰军进行屯守，称为屯军。据《元史·本纪》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免云南从征交趾蒙古军屯田租”。可见元代云南也有蒙古军屯田。明代，随海口河的疏浚，滇池水位大幅下降，滇池坝子涸出之地成为军民屯田的重要区域。不少军民在这一区域屯田，并形成新的村落。朵家营，就应当是蒙古族人驻屯而形成的村落之一。
因疏挖海口河而在海口河沿线落籍。元初，因滇池海口河泄水不畅，昆明时有水患。为根治水患，至元十二年(1275年)，赛典赤命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役丁夫二千人”治理海口河，“洩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丁夫”，指能任赋役的成年男子。在疏浚海口河的“丁夫”之中，有蒙古族人是完全可能的。而达子长村、达子小村、达子上村，应当就是参加疏浚海口河的蒙古族聚居于此，或曾有蒙古族聚居于此而形成的村落。
因与梁王有关而落籍。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忽必烈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封忽哥赤的儿子也先贴木儿为云南王之后，还封皇长孙甘麻剌为梁王(《元史·世祖本纪》)。梁王在元代诸王中为一等王，地位比云南王更高。云南王仅镇大理，梁王则管辖全省。梁王凭借代表皇帝在云南进行统治的地位和权力，在滇池地区强占山林，霸占良田，掳掠人口，欺压人民，为所欲为。而帮梁王打理梁王“独立王国”的蒙古人，有的就地落籍。小古城，就是梁王屯兵贮粮之地演变形成的村落。
滇池地区蒙古族融入其他各族的主要途径
元代进入滇池地区的蒙古族军户，“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为官和经商者则主要在城镇和坝区落地生根，最终形成了蒙古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据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载：云南府“夷汉杂处。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雄、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达达”又作达怛、达旦、达靼、鞑靼等，是中国古代北方有多重含义的民族泛称。宋元之际，鞑靼演变为蒙古人的泛称。这就是说，明初的滇池地区，仍然是一个“达达”为主要民族之一的“夷汉杂处”区。
滇池地区的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情形，大致有以下五种：
随昆明的不断发展而融入。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在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改为路府州县的同时，还把云南的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押赤城(今昆明)。马可·波罗于1287年看到的押赤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而基督教的信徒，正是蒙古人(参见方国瑜、林超民：《〈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目录丛刊》第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而这些信仰基督教的蒙古人，通过通婚等多种渠道，不断地融入滇池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
随改土归流而融入。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云南行省时，中庆路总管为原大理段氏时世守鄯阐府的高氏之裔高龙善。至元十五年(1278年)，赛典赤“行省平章表言于朝，有旨进官以褒之”，“除中庆路总管”，改张立道为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元史·张立道传》)。后来随改土归流的实施，不少在行省及中庆为官的蒙古族人留了下来，并逐步融入滇池地区各民族之中。
因汉族人口的剧增而融入。在滇池坝子涸出的土地上，元代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官渡福德村、南窑村，西山梁家河村、弥勒寺村，呈贡房子湾、大海晏，晋宁新街、富有等近300个新建村落。这些新建的村落，大多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村落。据测算，仅“明代进入云南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达到80余万”(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页)。而汉族人口的剧增，为蒙古人融入滇池地区的其他各族创造了条件。
因改朝换代而融入。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调集30万大军西征云南，明军于曲靖白石江大败10余万元兵，活捉元云南行省丞相达里麻，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逃到晋宁后自杀。其后，明王朝把蒙古贵族迁到北方省份安置，但其余在滇池地区的蒙古人则四散各地，变服从俗，更进一步地融入其他各民族之中。
因其他途径而融入。元朝覆亡后，有的蒙古人不再说自己是蒙古人，而是改名换姓，不断地融入云南的民族大家庭之中，这也是造成滇池地区蒙古族明代以后不再被地方志书所记载的原因。
通过对滇池地区蒙古族进入和融入的考察，我们还不难发现，明代，随军屯、民屯和商屯的施行，大量汉族进入，迅速发展为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而原居该地区的彝族和历代进入的白族、蒙古族等呈现出加速融入汉族的趋势，最终形成了滇池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格局。
(作者系中山大学滇籍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