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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伯官“汉代城址”解密:专家认定系“玄菟郡”

2011年11月21日 08:41 来源:沈阳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上伯官“汉代城址”解密:专家认定系“玄菟郡”
考古发掘现场。张文魁 摄影
双眼灶,长19.2厘米、宽15.2厘米、高9.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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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伯官“汉代城址”解密

  近来,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西头格外热闹,在考古人员的指导下,男女老少村民们舞锹挥镐,挖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连成蔚为壮观的一道景观。人们不禁发问:这是在干啥?一块醒目的牌子上,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四环快速路BT工程六标段/上伯官汉代城址考古发掘工地”。人们还要发问:这荒郊野外的,咋会有汉代城址?这汉代城址到底是咋回事?且听专家一一道来。

  上世纪60年代,考古专家关注上伯官

  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一带,早就进入了考古专家、史学专家们的视线。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专家们便开始探究这个村落的悠久历史。后来,随着上伯官村附近的一座座墓葬被相继发现,上伯官村的身世,逐渐清晰起来。

  资料记载,1963年10月11日至11月20日,考古人员在上伯官村附近,清理了6座汉魏时期的墓葬。6座墓葬分为三种形式。“1号墓”为双室墓,平面呈“十”字形,长5米、宽3.2米,灰色绳纹砖两横一竖砌筑墓壁,券顶竖砖为楔形砖。墓门宽0.7米、高0.9米,拱形,门外左右有护墙。墓门前为竖穴式墓道。墓葬前室长1.4米、宽0.8米、高1.7米。主室长2.1米、宽1.05米、高1.5米。“2号墓”、“3号墓”均为长方形,南北长3.3米、东西宽1.4米。“4号墓”、“5号墓”、“6号墓”均为南北向长方形砖室墓,三墓并列,墓壁相连,墓底相通。3座墓葬均为二人合葬墓。

  6座墓葬出土了铜镜、铜镞、铜扣漆奁、漆盒、釉陶双耳小罐、陶罐、陶樽、陶碗、陶瓶、陶钵、陶奁、陶勺、陶盘、陶碟、陶井、陶水斗、陶灶,以及“半两”、“五铢”、“大泉五十”等钱币。

  上世纪80年代,挖果窖现身三墓葬

  1988年10月,上伯官村供销社在院内挖果窖时,发现了一座汉墓。考古人员们清理该墓葬时,又发现了两座墓葬。3座墓葬分布成三角形,均为长方形竖穴砖室结构,采用子母砖横向单行叠砌而成。其中,“2号墓”为双人合葬墓,墓长3.45米、宽近1.9米。

  3座墓葬出土了56件器物,除两枚铜钱外,均为泥质陶器。颜色有灰、灰褐、灰黑色。器形有罐、壶、奁、钵、灶、井、仓、瓮、耳杯等。“3号墓”出土的两枚“大泉五十”钱币,是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时期流通的货币。考古专家分析,3座墓葬应为东汉早期至中期的墓葬。

  挪动路边电杆,惊现无骨殖“瓮棺”

  2005年10月下旬,在扩路电力设施改造工程中,挪动上伯官村西侧路边电杆时,发现了两座汉墓。

  “1号墓”平面呈长方形,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为长方形斜坡状,末端紧接墓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4米、宽1.68米、残高0.5至1.78米。墓顶部分起券,大部分不存,惟有东、西、北三面墓室砖壁上残留少许券顶。据此分析,该墓葬券顶应为纵向起券。墓室东壁,自下而上共8行青砖,从第九行开始起券。券顶采用长45厘米、宽18厘米、厚8厘米至10厘米的素面“子母砖”砌就。该墓葬出土了陶罐、陶瓶、陶钵、筒瓦等残片,并出土了一枚完整的银指环。

  “2号墓”为一座“瓮棺墓”。该墓葬形制特殊,仅在地面挖一个平面呈椭圆形的墓坑。墓坑长1.04米、宽0.67米,墓口距现地表1.35米至1.4米。墓坑中的葬具为“瓮棺”,由陶釜和筒形器套接而成。令考古人员诧异的是,“瓮棺”内并未发现人骨。1963年10月间,在上伯官村附近,考古人员就曾发掘出3座“瓮棺葬”,“瓮棺”内亦未发现骨殖。当年,考古专家初步认定,“瓮棺葬”应为儿童墓地。“瓮棺”由两个陶釜中间套接筒形器组成。两个陶釜完全相同,均为“泥质夹细砂红陶”,轮制,直口,斜展沿,重唇,直肩,弧腹斜收,小平底。陶釜口径31厘米、底径6厘米、通高25.2厘米。筒形器材质亦为“泥质夹细砂红陶”,轮制,直筒形,直口,方唇,器口至中间依次饰有凸棱纹、压印条纹带、拍印粗绳纹,筒形器内壁装饰戳印麻点纹。筒形器口径28.6厘米、筒身中部直径27.2厘米、壁厚0.8厘米至1.1厘米、残高38厘米。

  村民平整耕地,露出两座较大墓葬

  2007年4月下旬,“上伯官城址”西侧的下伯官村农民平整耕地时,发现了两座形制较大的汉墓。该墓地位于下伯官村西南台地上,南距“沈抚公路”1公里;西距沈阳市区20余公里;东距“上伯官城址”约两公里。

  经考古工作者发掘,两座汉墓形状相似,墓底深度相差约1.2米。“2号墓”建于“1号墓”之后。“1号墓”较大,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以及东、西耳室组成。墓道为阶梯状,保存较好,残长约4.2米、宽约1米。甬道长约0.9米、宽约1.4米,已严重破坏。墓室主体呈“T”形,南北长约7.4米、东西长约8米。后室有两个早期盗洞,以致墓内随葬品较少,而且严重破碎,可辨器形有陶俎、陶瓢、陶槽、陶器座、陶灶、陶楼等。墓葬内散落的白灰块上,还有彩绘的痕迹。这些白灰块应从墓顶上塌落下来。

  “2号墓”亦呈“T”形,但仅有前室、后室,未见随葬遗物。

  专家认定,“上伯官城址”为“玄菟郡”

  “上伯官城址”所在地的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地处沈阳与抚顺之间,“沈抚公路”从城址南侧0.5公里处通过。城址东侧紧依牤牛河,北为浑河支流二道河子。由于河水长年冲刷,城址东侧、北侧遭到破坏,早已不见城墙址,形成高约6米的断崖。断崖上露出大量的两汉、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存。城址西部、南部城墙早已夷为平地,但城墙夯土基础尚存,村民在城墙夯土基础上建房,不用打地基。从地表观察,现城址内外高差约1.5米。城址内业已被村民房舍覆盖。

  该城址内的古街道主要有东西向、南北向的十字街。修筑“沈抚公路”之前,东西向街路是一直通向抚顺的“官道”。从道路和村内自然格局分析,该城址原应有东、西二门。城址南墙中部,与南北向街路相通的出入处,应为城址南门遗址。因河水冲刷破坏,北门遗址位置已无法认定。经实测,城址现存南侧墙址残长326米,其中,南门至西墙址为200米。东侧城墙址残长537米,其中,“官道”至南侧城墙址为370米。该城址原为长方形,南北稍长,其周长约2500米,应有3座或4座城门。

  该城址内汉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文化堆积层厚达1.5米左右,土质灰黑,内含大量的绳纹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生活器具多为细泥灰陶,有罐、瓮、壶、豆、盆、甑、瓶等,火度较高,器具除素面外,大多为绳纹、弦纹等纹饰。其中,一块阴刻“廿六年”字样的细泥灰陶“陶量”口沿残片,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颁行天下的标准量具。该“陶量”在此间出土,标明这座城池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

  该城址周围,分布着许多两汉、魏晋时期的墓葬群。已发现的墓葬多为券顶砖室墓,有单室、双室、三室墓葬,以及“瓮棺葬”。墓葬中随葬品有细泥灰陶壶、鼎、豆、耳杯、瓶、罐等,以及成组的青铜器、铜镜、琉璃耳珰、银手镯等。这些墓葬的主人,均为当地的居民和官员、官兵。

  该城址的名称,历来众说纷纭。通过考古人员对该城址实地调查,从其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分析,并参照古籍文献进行考证,认为该城址地理位置险要,交通方便,西南至辽阳(辽东郡治襄平)约100公里,与《吴书》记载的“玄菟郡在辽(辽东郡治襄平)东北,相去二百里”相吻合。《晋志》记载,玄菟郡为汉代设立,统领望平、高显等三县。经考古专家考证,玄菟郡为东汉安帝设置,所辖望平县城遗址,在新民前当铺大古城子,距玄菟郡城址西约65公里;高显县城遗址,在苏家屯区沙河乡魏家楼子,距玄菟郡城址西南约31公里。《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记载,沈阳以东,抚顺以西,上伯官屯附近的古城址,为玄菟城遗址。玄菟郡再次迁徙的郡治,就在此地。由此可见,“上伯官城址”,便是玄菟郡的三迁址。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便有“玄菟”字样记载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汉纪四十一,孝安皇帝”,东汉永初四年(110年)九月、元初五年(118年)六月的记载,均提及“玄菟郡”。由此可见,东汉安帝时期,便在辽东地区设置了“玄菟郡”。

  据了解,眼下,考古人员们在上伯官村西头考古发掘,主要寻找这座汉代城址的城墙遗迹。目前,该城址的南城墙西端夯土基础已被发现。寻找该城址城墙遗迹的艰苦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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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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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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