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的思想含量与人文价值
作者：刘金祥
当今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对精神价值、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在逐渐增强，原先的薄弱已引起了许多作家的焦灼和深思，走向现实、关注当代人的灵魂，正在日益成为他们的思考焦点。若干年来，人们对小说创作的状况不大满意，是有道理的。总体上看，虽然出现了许多唯妙唯肖展示生存状态的作品，但精神的匮乏带有普遍性，虽然文学的格局被称为“多元”，但各式各样新口号的理论含量令人怀疑，整个文学在激荡的市场经济大时代面前显得被动，尚未发出足够的声音。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审美意识的大趋势是“回归写实”，由于我们文学的理性精神和浪漫精神向来比较薄弱，于是很容易沦入平实化、琐细化、平面化，难以张扬强劲的主体精神。批评界不断强调着写出“新状态”和“新体验”，无非是希望作家主体尽可能地亲历亲知时代，尽快地摆脱隔膜和陌生的窘境。但这显然算不上很高的艺术标尺。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矛盾的深入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较以前更迫切地意识到，同步地跟潮，平行地模写，收敛文化批判的锋芒，驻足于对状态的揭示，已很难回应时代的提问了，文学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心音，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上更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这样说自有根据，并非人为地夸张某些正在变异的因素。现在，我们早已注意到理论界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投入，至今也没有停息，却不大注意在创作界对人文精神的思考也一样紧张，它并不限于某一题材某一流派，也不限于几个所谓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它几乎是全方位的，牵动了众多严肃的作家，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一谈到人文精神问题，或者把它缩小到只是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拯救问题”，其实，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最早提到这个词的人，虽然敏锐，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管用何种具体词语表述)的讨论必然要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来临，它是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价值选择多元化而必然要提出的重大时代精神课题，即使争论到下个世纪也不算漫长。
小说创作的精神走向怎能与此无关呢？它正在由朦胧而明晰、由模糊而自觉。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精神主干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一方面它进行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另一方面它与解放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放的气息，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的生态环境已大大发生变化。从世界范围看，现今的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渐趋解体，但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更加突出。从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明显，为了抗拒物化，人们痛切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于是，整个小说创作的精神，就不可能不循此方向摸索、发展。过去我们喜欢讲主线，讲主流，这种寻求超越的努力，就是当今小说创作的精神主线。
大家都认为当今小说创作的格局是“多元并存”，但真要为它勾画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精神走向图谱却委实困难。现今所谓的“多元”，并不仅仅是题材、形式、方法、流派的多样，根源还在作家们评价现实的眼光，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及各自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和道德理想，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异和分化。长期隐匿在“生活化”后面的创作主体，一旦撩开面纱，对比就格外分明，只要把眼光放开，就会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景象。例如：在王蒙推出《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同时，又有张贤亮《我的菩提树》、陆文夫《人之窝》、邓友梅《凉山月》等长篇的出现。这股怀旧风是无端而起，还是别有意味？这些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崛起并受挫于 50年代中期，后被称为归来的一代的作家，他们怀旧与以往有何不同？为什么他们的回忆眼光都从往日的社会政治层面移向了人性的、灵魂的、民族精神解放的层面？
又如，知青一代作家，或其他中青年作家，在离开知青视角或文化启蒙式的寻根视角之后，不少人转向家族视角。主要的就有李锐的《旧址》、老城的《人祖》、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赵本夫的《逝水》、张炜的《家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洪峰的《东八时区》、李斌魁的《欲》等。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其实，张承志的《心灵史》，虽为宗教史的长篇随笔，但仍与此风有关，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广大的文化视角的建立？是否如哲学界所言，从 80年代的“文化批判”进入了90年代的“文化反思”？
再如，在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身上，写个体情感史、心灵史的作品忽然很多。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述平《某》、刁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徐小斌《双鱼星座》、陈染《与往事干杯》、何顿《我们像葵花》等，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为了抵御物欲世界的袭扰，人们更愿意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某种内观化、甚至私语化的倾向？
事实上，小说精神走向的变化迹象何限于此，有人不拒斥眼前的繁华，却有一颗顿悟的道心，遂使繁华如落定的尘埃(史铁生)；有人在着手整理文明的碎片，重新关照文化传统的血脉流向，以便重新辨识昨天、今天和明天(余秋雨)；有人在传统题材中重新开掘，并注入新的理解，力图开发一种适应 90年代读者的历史美感(二月河)；还有更多的人，重新审视反法西斯战争，不再局囿于具体时空中的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而是站在历史的、人类文明的、人性人道的高度来处理战争与人……凡此种种都在说明，文学界不但没有放弃精神的探索，这种探索还很紧张，还很强烈。
但是，为什么读者又不甚满足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正如人生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答案，面对我们这个新旧交错、五色杂陈的时代，作家们的精神探索也必然带着尝试性，且不无惶惑，无法定于一尊，甚至也无法比读者高明很多。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社会学家。由于艺术的个别性特征，艺术家的人文态度必然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然而，倘若更深一层看，这样解释就不够了，我们不能不承认，目前文学的思想魄力发扬得仍不充分，表象展示多，精神提升少。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包括 80年代，产生那么多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现在怎么销声匿迹了呢？为什么惶惑、迷惘、耽于反思的情绪充溢在大量的作品中？这当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时段的文学思想背景、价值取向，审美风尚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决非文学自身单独能够决定和解决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现实和历史条件，牵涉到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和道德面貌是极其纷纭的，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引下，在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和交汇中建设起我们健康优美的、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难度是很大的。但我们不会放弃这一追求。另一方面，文学又非完全被动的，它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和多样的创作方法，我们期望文学在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前提下，增大思想力度和精神力度，我们要更热烈地呼唤民族灵魂的展现，更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重大矛盾和问题，这就显出了深入生活、深入时代的重要。超越与深入是永远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一切都要通过作家去实现。我们欣赏一位作家在《守住自己》中说的：“作家要坚守住自己的灵魂，就要与躁动、喧腾、焦灼的社会氛围对抗，这是一种没有输赢的对抗”。有这种决心和使命感的作家越来越多了，我们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