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一支笔可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这是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报告文学家何建明意识到这一点后，写作的起点和使命开始变得与以前不一样。 “国家叙述”在他眼中，是何等宏大又何其沉重的事情。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表达技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文学之外了解中国社会，由表及里地进入时代的最前沿和最深层，并由内而外地把最核心的部分传达出来。
其人身材高大，落拓不羁。永远背着大包、拿着电脑，永远神色匆匆。从1978年写作第一部报告文学《湘西探险记》至今，这种艰巨的工作，何建明已经进行30年：2000年，《中国高考报告》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两度编入日本大学教材；2002年，《根本利益》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被改编成电影《信天游》；2004年，《部长与国家》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特别奖”，被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成为中央电视台国庆60周年献礼片；2008年，24集电视连续剧《国家行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落泪是金》同时被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
何建明的笔触涉及教育制度、官场腐败、石油精神、三峡移民，以及执政为民的新时期共产党员典型、汶川地震时地方政府的救助和建设工作。与其他作家相比，有过军旅生涯的何建明更像一名战士，持续多年保持着高度的激情与战斗力。他以笔为旗，指向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最前沿阵地。
这位冲锋在前的报告文学家认为，报告文学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歌颂，一种是批判。批判固然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歌颂也是对人民和大众的真诚，关键是：要接近真相，要讲真心话。秉持着这样的创作观念，何建明以敏锐的视觉和高涨的热情，不停地记录和颂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以及忧患意识，批判和揭露那些在变革中呈现的丑恶现象与不正之风。他的笔成熟而老辣，如刀，挑开社会顽疾时如刀剜斧凿，然而内驱力却是源于一味单纯的赤子之心。他由衷地期待这个国家更好，并愿意身体力行、为之奋斗。关键是，这是他的真心，他的信念没有改变过。
“我从来不是一个每天可以支配时间的写作者。在我记忆中，我最长的写作时间是春节长假、国庆长假、‘五一’长假。我太羡慕那些整月整年可以有自由时间的专业作家。”他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怕劳动。”他又说。何建明的劳动是什么概念呢：30年里，写了40多部书，其中有8部改编成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如果摞起来，快到他胸口那么高。
他数不清自己到底采访过多少人。“一千？一万？我想肯定是有。”何建明说。为写《落泪是金》，他跑了40多所大学、采访了400多个当事人；而写《东方光芒——东莞30年改革开放史》，他仅采访本就用了6本，前后去了5次东莞。采写《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纪实》，走一次三峡工程沿线，就得用10天时间，他去过3次，采访移民不下百人。《根本利益》的主人公只有一个人，但与之相关的受访者有70多人，座谈会就开了12次。何建明笑称，“这30年里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两天——电脑和采访本、手机，成了我亲密爱人。”
他的性格基因中有一种叫做奋斗不息的东西。这种基因使他不能停歇，不甘平静。他必须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进入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他才感到：在活着，在工作，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情。
有两篇作品，对何建明有着终身的影响。其中一篇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一直是我的偶像。在我的性格中，很多东西都是跟保尔学的。从当兵、当作家，甚至恋爱，都跟保尔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他说。另一篇是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读了这篇作品后，何建明开始向往成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
他最终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报告文学这一文本更加完美和成熟，并更多地影响读者、影响今天。他认为，“报告文学作家一是不要怕吃苦，二是不要怕担责任，三是不要怕写作的难度。‘国家叙述’实质上是要承担大使命。报告文学家既是国家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人民心志的呼吁者。要勇于把自己打磨成肯担国家叙述大任的作家”。
2009年，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何建明，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这让他更多地在思考：作家是干什么的？作家无非是要写出自己满意的和大众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了吗？我们写了，我们自己满意甚至是陶醉了，然而大众却对作家不能满意，甚至因失望而疏离。
“真正的作家，就该多写作品，写出好作品，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可以期待公众原谅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幼稚、弱势甚至是狂妄自大或天真无知，但我们不能原谅自己拿不出好作品贡献给自己的读者和社会。”他说，“人民需要我们这样的生命：永远充满活力，饱含深情与忧愤，展现独特思谋和见解，爱得彻底，恨得干净。”宗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