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蓝/文
本期嘉宾
郑光路，文史作家。1950年9月生于成都望平街。人生经历丰富，获国家体委颁发的国家武术六段称号。已出版《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四川旧事》《成都旧事》《川人大抗战》《“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历史真相》等作品。曾获第十届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五届“四川文学奖”，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收藏。
主持人语
从古至今，四川地方典籍、乡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这是一个地区非常重要的“软实力”。郑光路把“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口号，体现在重塑本土传统文化的实事上。与其说他在“体”与“用”方面获得的成就是个人修为，不如说是巴蜀文化对一个人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巴蜀文化的深邃和魅力。
【采访手记】
2011年11月16日
我最早知道郑光路先生的名字，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武术热”风靡，我在《龙门阵》以及《武林》《精武》等刊物上频频读到他的文章，他还是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郑老师的文章，或追忆武林前辈的事迹，或梳理巴蜀文化的谜团，文笔生动，历历如绘，我至今记得他文章里的一些情节。2005年我们在成都见面，他精气神十足，有一股沉稳的湛然之气。
结识郑老师后，我在报纸上连载过他一组几万字的爬梳巴蜀文化轶闻的长文，读者反映很好。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涉及近现代四川历史的问题，多向他请教，让我获益良多。记得我在写作《春熙路史记》一书时，对科甲巷早年的分布不甚清楚，郑老师一一指点。他提到，在修建春熙路的过程中，一个住在拆迁巷里的女人，估计是有了相好或别的原因竟然谋杀了亲夫，被人发现扭送报官。军阀杨森决定杀鸡给猴看，也让反对修路者知道自己的霹雳手段，遂下令就在拆除的巷子里对那个女人进行“剐刑”示众。这残忍的酷刑不但没有赢得民间伦理的赞同，反而激发了大众的愤怒。早在1905年清政府就已废止了凌迟、戮尸、枭首等残酷刑罚，杨森此举被中外人士斥责为“在20世纪的四川闻所未闻。”
我问他是从哪里查到这个罕见资料的？他说，一个是来自国外书籍的注释，一个是出自美国人罗伯特·柯白所著《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一书。这让我对他的治学功夫有了进一步了解。待读到他的《四川旧事》和《成都旧事》，那种“以研究历史的严肃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去研究历史”的叙事方式，使之达到一种“大俗大雅”：即学术性、严肃性、故事性、通俗性的完美结合。这让我联想起司马迁的“文史不分家”。
需要强调的是：他书中情景化、细节化和人物对话，并非凭空虚构。一些是史料中本有，作者将其译成白话；一些只是将史料中“第三者”枯燥的叙述方式，稍加以生动一些的改写而已。但在关键部分，作者更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原始性、学术性，决不因“文采”而妄加改动。
为纪念成都红十字会诞辰一百周年，郑光路完成30万字的《百年红十字运动在成都》一书出版。这是一部专题史学著作，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按理说知道的人不多，但著名演员孙海英不但看了此书，还在博客上点评：“感谢郑光路先生把中国医疗及红会历史归正！推荐此书：向为中国人民献出自己生命的外国传教士致敬!”
郑光路笑着说，我演过武打片，但无缘结识孙海英，谢谢他。但要注意，“红十字运动”与“红十字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实录
读书，写作，自强不息地做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郑老师自幼生活在成都，你何时对写作产生兴趣？
郑光路（以下简称郑）：我12岁考进成都35中。那里有700多年历史的烤酒遗址“水井坊”。语文老师官振汉是班主任，记得我在作文《童年生活回忆》末尾附上了感伤的“诗句”：“无论我怎样怀念啊，童年已一去不返。无论我怎样回忆啊，直到白发斑斑。”第二天上课官老师给大家念了，他激动地说：“郑光路同学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落后，这个同学有文学天赋，他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后当作家！”这是我人生里程碑之一：我从此向实现“作家梦”努力了！
我初中毕业后，官老师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饱受打击。一个秋夜我和同学去看望他，他语气悲凉：“我的‘作家梦’不能实现……你们年轻，不管世道如何，不能没有理想——要自强不息啊！”不久官老师含恨去世，年仅33岁，一生未婚。
此后，无论是在农村破草屋寒夜孤灯下当知青，还是低矮建筑工棚暑夜中当小木匠，我都在读书、写作。因为我知道应当怎样自强不息地做人。
记：从你所出版的数百万字著作里，可以发现你十分注意资料收集，这一般是学者的“童子功”。想当作家，怎么开始关注历史的呢？
郑：应该说我在当知青前后就注意这个问题了。我不能成为言之无物的那种作家。巴蜀文化其实很具体，我们自幼生活在这个空间里，茶馆、说书、龙门阵以及锦江张献忠的传说、薛涛的望江楼故事、司马相如与驷马桥的典故、皇城、院门口、东校场打李子、城隍庙算命等，耳濡目染，深深吸引着我。我想弄个明白，只能求教于历史资料。那个时代没有多少出版物，但“破四旧”翻出很多旧书，我把家里配给的红苕拿来换米，去给废品收购站的人套近乎，用红苕或米票换旧书。那时成都有5个地点可以用票证换书：春熙路铜人坝、猛追湾、城北花圃路、青羊宫、草堂路。我不但是常客，更是识货的主儿。我返城后进入省建筑公司当木匠，月工资18元，每月从牙缝里抠出四五元买书。
记：听说你为读书还被暴打过……
郑：对头！我从农村回来“混伙食”已让老妈难以应付，哪还有钱买书？我翻箱倒柜，把二十多个毛主席像章和一件旧棉衣拿出来，在春熙路“黑市”上卖了十多元钱，买了一套《中国文学史》和《红岩》《拍案惊奇》，突见一大群戴红袖套、手握七九步枪的“纸火铺”民兵，恶狠狠地从街两头包抄而来，高叫：“打击投机倒把分子！”
一个矮胖子看到我手里的书，勃然大怒：“你罪行比投机倒把还严重！你看你买的尽是黄色小说和‘封资修’货色！”话音未落，我已挨了重重两耳光。坝子中央已燃起火，被缴获的图书都被抛入火堆中。
文史结合，雅俗共赏
记：你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和写作30来年，写作重点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重大历史事件为主。比如《川人大抗战》和《“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郑：自我总结一下我的治学风格，大致有三点——
第一、我尽量以“大历史观”的独特视角去研究历史。所谓“大历史观” ，就是对历史抱以敬畏之心，以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全景式地去反映真实历史。应当坚持用历史真相去还原历史，而不是用“空对空”的理论或主观批判式的方式去论说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力争让著述极具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坚持以第一手资料（原始档案、亲历者回忆、当时报章、外交史料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用人云亦云、“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薄于史实、重于评论的缺陷。
在用真实史料（包括历来被人们忽略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的同时，也根据真实史料阐述不少新的学术观点。本着“爱之不添其美、恶之不增其丑”的史家精神，完全根据真实史料、尽量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所述各种史实，严格坚持“持之有故、言之有据” ，并严格按学术著作的规范要求，文后都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和资料来源。对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决不凭主观好恶只择一说，而是诸说并存，供读者、研究者查证和进一步研讨。
第三，从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上讲，坚持“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希望著述能客观、真实、全面、生动地再现有血有肉的鲜活历史，成为广大读者了解历史真相和对国内外专家学者有研究价值的参考书籍。
记：请谈谈引起海内外关注的《川人大抗战》一书……
郑：《川人大抗战》200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重点推荐书目，国内外有上百家报刊节录或转载此书，至今已经5次再版。在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大理石上，镌刻的四川对抗战巨大贡献的文字介绍中，有录自《川人大抗战》的说明。还原一个真实的四川抗战图景，展示四川三百万热血将士的报国之情，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被他们毁家纾难、献出生命的行为而落泪。
记：你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是不是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郑：鲁迅与武术、气功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查阅大量资料，写出长文《鲁迅和武术、气功——少为人知的重要的史实》。我认为，鲁迅之所以写有反对武术的文章，是他未脱离世俗偏见，不能客观认识到“武艺一科，善人学之即为侠士，恶人学之即为强梁”。武艺只是中国传统表现形式，难道因为出了“拳乱”、因为某些当权者提倡了武术，就应该全盘否定吗？
巴蜀历史文化太丰富了……
记：前两年，你的《“张献忠屠川”真相》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你悬赏10万元，征集推翻自己观点的证据……
郑：是的。以前张献忠被塑造成“英雄”。回头来看，张献忠对四川人屠杀的事实不可改变。我这里有几十种史料，《圣教入川记》是根据张献忠的“天学国师”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原始记录而成的，确切记载大屠杀的准确日期，是1645年11月23日(张献忠战死前一年)。至今无人敢来领取我开出的这笔奖金。虽然张献忠草菅人命，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不能完全归咎于张献忠一人。
记：你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真相》极真实地解读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全过程，是一部以独特视角研究辛亥革命的力作。
郑：“保路运动”并不仅是四川近代史上最重要、最光辉灿烂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一段历史虽众说纷纭，至今却仍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清。本书具有四大特色：第一，极具史料性和学术价值。本书以第一手资料（原始档案、亲历者回忆、当时报章、外交史料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第二，我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使本书可读性极强，融学术性、知识性、故事性于一炉，引人入胜。第三，本书阐述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对历史事件（如清末铁路国有政策）、历史人物（如盛宣怀、赵尔丰），不采用那种习惯性的以“卖国”“反动”“走狗”“洋奴”等简单化“插标签”式的偏激评论，而是完全根据真实史料客观叙述，让读者不难得出应有的正确结论。第四，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几百幅，颇有“图传”价值。
记：郑老师目前还有什么写作打算？
郑：有两部书的写作已经纳入日程：其一是《1966——1976的四川》，可能要突破一百万字；另外一部是《巴蜀武术史》，也是我苦心收集多年的第一手史料。巴蜀文化太丰富了，我是用一生来考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