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身上，有一股子拧劲儿。
当年《尘埃落定》写出来，用他的话说，“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结果怎样呢？
“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尘埃落定》可以改：错别字。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他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产生过怀疑。理由是，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读了那么多书，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很多不出名的人，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价，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从处女作开始就被“退稿”，阿来在文坛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他倒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对年轻人，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会回过头来在文学上下更多的功夫。
很多人走了捷径，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阿来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到北京去了，认识谁了。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不像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
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可是，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和他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他还默默无闻。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但是因为不在那个“圈子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他，会“假装”他不存在。他不服气，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会在文坛有立足之地。只是阿来没有料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同时写作的人20多岁就出名了，阿来一定得到十年以后。
“我觉得没关系。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它，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选择文学，不伤害我的自尊。我本来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干这么一件事。”
《尘埃落定》参加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时，他不认识任何评委。《科幻世界》刚创办了一个子刊，他参加了南京书展，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上首次亮相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奖了。
“得奖不能解决我怎么才能把小说写得更好的问题。”阿来说。有一年，他去参加另一个文学奖的颁奖。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回过头来记者又来问阿来，阿来说：“我也得了小奖，很高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文学奖是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起来的，李白为什么写，写《诗经》的人为什么写，写汉代乐府诗的人为什么写？”他说，自己是文学“原教主义”，一直在坚持文学根本。
阿来有自己的拧，但是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拧”。再拧他不可能跟自己的内心拧，再拧也拧不过命运。“我们有点听天由命——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再拧也别跟那个较劲。人都是有命运感的，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他说，《空山》里有宗教感、有宿命感，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没有，所以不断地去满足自己的物质要求。当然，他也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是有点“享乐主义”，“我不用非法牺牲文学的方式谋取财富，但是赚到一点的时候，还是愿意享受生活。”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