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王西麟、陈萨、谭利华
2011年11月19日，著名作曲家王西麟作品音乐会（第五届）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
笔者素持一个成见：一位伟大的文艺家，无论其如何自始至终总有第一流作品产生，而巅峰之作只有一个，为独一无二、自己也无法超越的，譬如雨果全集中的《悲惨世界》，贝多芬全集中的《第九交响曲》。这个成见也当然适用于王西麟先生，不过，我不得不逐年修改对其具体作品的评判。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坚信他的《第三交响曲》就是他的巅峰。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也于1995年将这部作品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并列。但话音未落，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给予了我们新的更大的震撼——如果说前者主要以其思想内涵的普世性引发人们的共鸣，则后者更为鲜明的艺术个性的彰显，使之无可争议地侧身于音乐史上最为隽永的伟大作品行列。我以为，即使作曲家以二十岁的年华写出这样的作品，也难以奢望再有突破。
然而，又是话音未落，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者又有新的作品问世——2010年同年完成的《钢琴协奏曲》和《太谷秧歌交响组曲》。不好说这两部作品实现了又一次自我超越，但由此却使得我们对其创作生涯有了更大的期待，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位老者、智者之生命力与创造力仍处在一种时时更新的状态，仍在孜孜不倦地尝试着不同往昔的探索，仍持续着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这里单说王西麟先生的《钢琴协奏曲》。我们暂且不提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成就，仅以这一特定艺术形式而言，似乎有必要首先向公众如此介绍：这很可能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协奏曲（意大利语concerto）。协奏曲在意大利语中，原本含有竞赛、对抗的意思，而不是简单的一般听众心目中的“主从关系”，其艺术魅力也正在于其历经众多矛盾体（法语contradiction）之间的相互对抗、相互依托，最终形成一个相容共济的局面。王西麟这部作品的成功，即得益于作者对这一艺术形式在技法层面的深入理解，并将此技术性的理解应用于其思想的传达，使其不仅仅区别于我们更熟知的我国其他协奏曲作品（如“黄河”、“梁祝”等），与肖邦、李斯特等钢琴家自己创作的作品相比，也自有其独到的艺术表现。
如果说，其在第一乐章集中表现为钢琴与乐队的对抗，第二乐章则更充分地利用钢琴的自身特性，表现作品主题的多重性——思想者对外界的审视与对内心的自省，最终推演出与身外大千世界互为因果的思想抉择。正是有前两个乐章的基础性支撑，作者在第三乐章似乎完成了其美学范畴的“有我之境”向“无我之境”自然转型——钢琴所象征的生命之泉，在其以涓涓细流顽强地穿越崇山峻岭、汇入历史洪流的同时，又从容不迫地跳出圈外，静观万物复苏、原野上呈现着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生命律动场面。
西方评价这部作品以震撼（第一乐章）开始、以优美（第三乐章）结局，缘由在此。
由于此作品中钢琴与乐队几乎不存在主从关系，故比之公众所熟悉的曲目，它似乎缺少了钢琴家独自炫技的成分，尽管其演奏难度并不低于其它。这本不是作品的瑕疵，但对于钢琴演奏家而言，倒似乎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然而，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遗憾，令我们不能不对青年钢琴家陈萨女士表示由衷的赞赏。
在作品排练间隙，笔者曾向陈萨直言询问两个问题：“相对于那些有大段炫技表演的曲目，演奏王西麟《钢琴协奏曲》是否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选择？作为年龄差距近半个世纪的没有‘文革’经历的年轻人，跨时代鸿沟理解王西麟作品是否很难？”
对于第一个问题，陈萨表示：演奏者对不同风格作品——特别是同时代作品——所抱有的好奇心，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灵上的共鸣，是足以抵挡单纯炫技的诱惑的。所以，“吃力”在所不计，“讨好”本无必要。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得到是一句反问：“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度，伟大的作品总有某种难以言说的精神特质，能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让我们感同身受。贝多芬的年代不是更为遥远么？”
我很欣赏这个回答。殷力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