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呼唤“大文学”
——作代会代表畅谈当下文学热点话题
如何认识当下文学创作、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在认识中实现突破和拓展，以真正实现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如何评价当下多层次多方位的文学现场？青年作家们的写作关注点何在？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本报记者邀请部分代表进行畅谈。
张未民：文学需要历史的温情的批评
“在有关‘文化’一词的多种解释里，我更愿意将其当作一个动词来理解。‘文化’作为一个动词，也就是‘文而化之’的意思。文化价值的命题十分重要，文化自觉的实质是价值的自觉。但我们还要清醒，我们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也不是为了价值而价值，文化的价值最终还应落实为一种综合的历史价值、生活价值、民生价值，离开了历史、生活、民生的价值向度将走向价值的反面，因为此时它离开了文而化之的实践性，离开了文化的本义。文而何为？化而为谁？是我们在实践中首先要追问的。”评论家张未民说。在全民写作年代，如何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作出“历史的温情的”批评，实现不同写作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评论家致力思考的方向。
提及当下的文学创作，人们往往会遗憾地表示数量巨大而佳作甚少，数量的庞大成为质量不佳的反面例证。但在张未民看来，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这种“质”与“量”的对峙，对“量”进行正面肯定：“我们在判断当下文学现状时，总是习惯以‘质’的名义否定‘量’，认为‘量’没有意义，只有‘质’才有意义。但中国文化向来是建立在庞大人口、庞大生活的基础之上，‘量’本身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文学作品数量的庞大，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化的普及，文学大众化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量’不应该是我们讽刺的对象。”
在张未民看来，数量庞大的写作者构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一立体的文化共同体中，文学批评也应该立体而多纬度，而不是用一部分人的文学观来代替另一部分人的文学观。但现在的诸多判断，或许显得过于对立。对于处在生活中的大部分写作者，评论家们需要有更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共同体之中，没有必要把文化共同体中的精英和大众对立起来。我们对精英写作要有高的标准，对处于生活中的写作，则要持有更宽容的理解。就像我们可以有唐诗三百首，同时也有全唐诗，有经过历史筛选、富有文学生命的作品，也有普罗大众的写作。”对于不同层面的写作，评论者要持有理解的态度：“不是只有文坛理解的文学才是文学，社会层面理解的文学就不是文学。我们的文学是立体的多面的，需要建立一个整体的、基于我们文化共同体的文学批评观念，不同的文学层面之间需要有辩驳有对抗，也有互相妥协、和解、渗透和互相转变。”
在“创新”几乎成为具有唯一优先权利的判断标准的今天，张未民也在重新思考这一词语的涵义，试图对它进行多样化多纬度的理解：“文化的意义在于创造，我们要推崇和鼓励创新，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在当下，创新应该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日常化的词汇。它肯定不应是那种20世纪文化中不断革命的激进之新，是可以通过理性或感性、现实和历史去把握的新。”张未民说。“比如说，‘
80后’的文学书写出了一代人的生命体验，这是‘50后’、‘60后’、‘70后’们没法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的出现就是创新，就是无可取代。至于这些作品能不能进入人心，则有待历史检验。我们不需要急着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下判断。”本报记者 金莹
谢有顺：文学需要更多“笨”功夫
“中国作家这些年在意的、探讨的，大多都是文学的细枝末节，在文学的小处细部处琢磨变化，对时代转换的大格局、对时代的洞察方面，却没有大的精神建树。文学的‘大’与‘小’如何结合？如何把握时代的情绪，描写人的复杂性，提供丰富的经验？有没有作家能够站出来，为这个时代作见证？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满足的。”实现文学真正的繁荣发展，需要作家和评论家们共同正视当下文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有所突破，评论家谢有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近些年观察所得的思考。
与所有的人们一样，作家们处在一个充满变动的复杂时代。在这个复杂时代，作家们在进行怎样的写作？“对文学而言，复杂本来是一种福音，文学本来就是要见证和书写复杂，但现在这种迎难而上的写作越来越少，作家们越来越习惯于简化困难。他们沿用普遍性的看法来书写这个世界。他们的书写既不令我们感觉到新奇，又不令我们感觉震撼。说到底，他们并没有向读者提供一个文学的眼光。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过是对现实‘不过如此’的翻版，那文学的独特意义在哪里？”谢有顺问道。
是否我们身处的时代太过复杂，影响了作家们的判断和把握，从而无法对这个时代及时作出回应？谢有顺的看法并非如此：“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把作家们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推给这个时代和社会，所有的原因还是在写作者身上。至少，这个社会还是为我们的作家保留了慢慢写作、执着写作、耐心写作的空间。如果一个作家被时代情绪感染，只能成为一个快节奏生活写作的人，一个在加速度中前进的人，被时代潮流追赶得气喘吁吁的人，那他终归只是一个被时代卷着走的人。真正有定力的、有精神体量的作家，不会被时代裹挟。”
他认为，真正理解人们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需要作家在深入琢磨和研究人群和社会时，去下一些“笨”功夫，体现出作为一个作家的“专业精神”：“作家有时需要去做一个不知道的人，在现实面前有一种不知道、恐惧，茫然的情绪，然后有往下挖掘钻研的决心。但是，现在的作家们太聪明太灵巧，太知道读者和出版商要的是什么，太知道哪一个话题可以出示一个怎样的解决方案。他们没有看到人群背后的复杂、迷茫、痛楚，没有往下钻探。作家们需要去下一些‘笨’功夫，真正进入生活，做好案头工作，让读者看到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群生活，付出了足够的耐心，花费了足够的精力，让读者看出作家真正理解透了人群，才写出来作品。没有这种专业精神，我们的文学永远只能在现实的表面打滑。永远只能从一种现象滑到另一种现象，从一个故事滑到另一个故事。从一种浅薄的命运滑到另一种浅薄的命运。”
记者 金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