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职责所系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希望和要求。“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韩愈提出“文以贯道”，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其意大体相近，都是强调文章是“道”的载体，文章的功能在于承载、阐明、传达“道”。文以载道，作为我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长久以来发挥了传播真善美、针砭假丑恶的功能，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发展中功不可没。近现代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得到有理想、有责任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的继承和发扬，他们用文学艺术的形式鼓与呼，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家艺术家自觉发扬文以载道的传统，唤起人们关注现实、思考社会、展望未来，使文学艺术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时代先锋的作用；它不断挖掘反映现实、人生的深度，不断提高表现社会、精神的高度，为塑造健康人格、鼓舞大众精神、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可见，“文以载道”的文学艺术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广的。
文以载道的理念强调文学艺术的目的、功能、方向，强调文学艺术的现实性、社会性、导向性。但它和文学艺术所追求的艺术性并非矛盾，而是一致的。优秀经典之作，也往往都是“载道”之作；而“道”也需要完美的“文”来承载。在这里，“文”使“道”彰，“道”使“文”传，“文”与“道”做到了完美统一。与之相反的是，西方自康德以来的近现代文学艺术思潮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以便文学艺术获得自由的、独立的地位，从而复归文学艺术本位，成为纯粹的文学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这样的思潮对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样的文学艺术观念只能是一种理想或幻想。文学艺术家作为个体的、活生生的人，不能没有思想情感；作为表现人的生活和精神的文学艺术，不能不表现思想情感；而思想情感又不可能没有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艺术又怎能成为完全非功利性的文学艺术呢！实际上，文学艺术不可能离开“道”、也不可能不“载道”；文学艺术如果离开了“道”，就只剩下一套形式的空壳，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又怎能成为纯粹的、真正的文学艺术呢？对于文学家艺术家来说，不是要不要“文以载道”的问题，而是如何“载道”和“载”什么“道”的问题。在这方面就显示出文学家艺术家的智慧和追求，同时也将决定文学艺术作品的境界和生命。如果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讲，“文不载道”，也将“行之不远”。
文以载道正是文学家艺术家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的体现和实现。文学家艺术家也是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理应承担起一份社会的责任。那么，他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创作“载道”的文学艺术作品。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追求美好人生的愿望，能敏锐地把握生活的本真，具有道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的本事；他既是在说自己的心事，又是在替他人张目；即便是描写丑恶，他的胸中也抱有美善；即便是批判，也是因为他怀有理想。他的创作冲动，就来源于这种古道热肠，来源于一腔热忱，来源于大我、超我的要求；一句话，他能够通过感性的形式来表现普遍抽象的“道”。对于严肃的、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来说，文学艺术已经和他融为一体，成为他的第二生命。这样，文学艺术就不是用来“玩”的，而是文学家艺术家生命的外化，寄托着他的思想、情感和向往。同样，对他来说，文学艺术也不是那么好“玩”的，而是呕心沥血、赋予美好形式、塑造鲜活生命的创造物。因此才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其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往往能自觉地实现“文”与“道”的统一，不断探索、创新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不断开掘生活、人性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思想、精神的高度和精度，用真善美来感染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起到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事实上，文以载道的理念并未妨碍、压抑文学艺术的发展，因为文以载道是一个具有极大开放性的命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广义来说，它所要求的就是要用新颖完美的形式来表现真善美的内容。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无边界，强调创作自由，强调表现自我，强调表现人性。这些观点应当说都有其合理有效的一面，但如果在强调创作自由、强调表现自我、强调表现人性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文学艺术的自觉追求和约束，这样的创作将很难取得应有的成效，因为这样的创作没有考虑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以为个体的便是社会的、独特的便是公共的；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是难以表现具有普遍价值之“道”的。因此，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以载道”应当是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呈现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东西，即“道”。这里的“道”，当然不应是狭隘的一己之道，也不是束缚人性、压抑科学的腐朽低俗之道，更不是歪门邪道，而是真善美之道。对于“道”的深刻把握和自觉表现，有利于提升文学艺术的境界。文学艺术作品因为有了真实科学的“道”，其表现生命、揭示生活的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其感染人、塑造人的能力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创作是“码字”、文学家是“码字工”的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这种说法的立意如果只是在于打破文学家、文学创作的神秘性、高贵性，特别是将文学家从各种条条框框下解脱出来，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这种说法的目的只是在替放弃社会责任、不顾社会影响的创作寻找理由，那么它就不利于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易经》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没有高远的追求，没有仰望星空的敬意，而是仅仅满足于挣钱糊口，仅仅满足于娱乐宣泄，恐怕难以创作出流传久远的精品杰作。
现在还有一种娱乐的文学艺术。在一些人眼里，这样的文学艺术似乎是无功利的文学艺术，体现了文学艺术的解放与人性的自由，体现了所谓“游戏”的精神。这种文学艺术的极端是“娱乐至死”的文学艺术。这样的文学艺术其实已沦为娱乐的工具。娱乐本来就是文学艺术的一项重要功能。没有娱乐性，文学艺术就不是文学艺术；但是，单有娱乐性，文学艺术也不是文学艺术。现在一些人片面追求娱乐性，片面追求刺激、“笑果”，用各种离奇、惊悚、血腥、色情、感官、欲望等等的东西来吸引读者、观众。这种“文学艺术”的流行不仅遮蔽了有品位、有思想的文学艺术，而且用“娱乐至死”取代“寓教于乐”，消解崇高，嘲讽善美，让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无益于甚至有害于人们身心的健康和谐。这样的“文学艺术”很难说是有理想、讲境界、负责任的文学艺术。
其实，“文以载道”与创作自由并不矛盾；它反而要求文学家艺术家能够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文学艺术的创造是要求对生活、对现实有所超越的。没有超越的文学家艺术家是短视的；没有超越的文学艺术是平庸的。正如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如何超越呢？除了创作时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外，还要用一定的眼光、一定的高度来审视生活；同时，还要保持一颗童心，对生活、对文学艺术一往情深，能够排除非文学艺术因素的干扰。现在一些文学家艺术家把名利看得很重，把“载道”看得很轻，一旦成名就再也无法超越，为名所累、为利所系，不能开展独立的、自由的、认真的创作活动。这种情况对于文学家艺术家本人来说是个悲剧，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个损失；因为他的才华、他的精力、他的生命，都消耗在没有文学艺术价值、没有社会价值的活动中，消耗在一时之作、应景之作的炮制中。而有追求、有责任的文学家艺术家则往往能够潜心艺术、耐住寂寞，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进行创作，用生命实践“文以载道”的理念。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往往能够取得较高的成就。由此可见，“文以载道”与文学艺术本身并非对立的关系，相反，还能够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提高。
总之，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有“文以载道”的自觉，担当起“以文化人”的崇高责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王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