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传会的可贵坚守：写普通群众的民生冷暖

　　一个作家的可贵坚守

　　——由《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想到的

　　每个优秀的作家总有自己的坚守，有自己的立场。就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而言，他的信念就是不写风花雪月、不写老板大款，而是倾力写普通群众、民生冷暖。当然，这种坚守意味着百倍的付出、长期的辛劳与顽强的守望。每当有人称赞黄传会有“社会责任感”、是个“反贫困作家”时，他往往付之一笑，然后继续自己的忙碌。他每年都要往贫困人群、失学儿童或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跑些日子，与他们拉家常、听他们说心里话，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创作每部作品前的必修功课。去年他生病住院时，听说北京朝阳区的皮村聚集着大量青年农民工，而且还有自己的“艺术团”、“剧场”、“博物馆”，出院第二天早上7点，他就赶到了那里，晚上9点多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里。此后他又多次前往各地多个农民工积聚的地方采访，最终创作了报告文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书出来之后，他再次选择在打工子弟学校——海淀区行知学校龚村小学部发布新书，像五年前发布《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一样，他把书直接送给书中的主人公。

　　关心农民工的人不少，但能像黄传会这样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倾听、抒写他们的心声，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还不多见。20多年前，他由写“希望工程”开始，广泛接触百姓生活，大量采访失学儿童、民办教师、街头小贩、建筑工人、打工群体，陆续从笔下流淌出《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为了那渴望的目光》，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他从书中的人物那里，明白了作家手中笔的分量，感受到自己的写作被这些努力付出着的普通劳动者所需要，是他们成就了他和他的写作，这使他感到十分自足、充实，并由衷地感谢这些人。因此，他只要来到这些人中间，听他们诉述自己的故事，他就会忘掉一切名利与辛苦，充满使命感和激情。

　　黄传会向来以平视的目光审视自己笔下的人物，追求的是与主人公的精神沟通、情感交流。他的作品信息量大、涉及人物多、场景丰富，语言素朴直白，不兜圈子、不求引经据典但要求笔下所写有来历、有内涵，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受到群众欢迎，有很好的社会反响。比如，仅他的《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5年间便11次印刷，印数近7万。

　　黄传会的每部作品都是走出来、啃出来、挤出来的，每部书都是他经历大量采访、吃透大量旁证、耗费大量精力的结果，他的作品不兑水、不装腔作势，有实实在在的物证、人证，有明明白白的情节、性格、命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以一如既往的素朴笔法，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欢乐、痛苦与期待。黄传会怀着深深的同情，书写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苦恼、尴尬与无奈，特别是他们那种无根基、无家园、无文化和精神归属感的困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有不少涉及到我们是否真的尊重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的价值。比如，我们大多了解农民工的贡献，承认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也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但我们是否愿意让他们分享城市里的一切，是否愿意为改变他们的现实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有这些，拷问的是我们的管理理念与机制，衡量的是我们的道义与良知，这本书的思想冲击力也正在这里。    

　　我们正踏上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之一，就是让人民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民工总数达2.44亿之巨，其中1亿左右是新生代农民工，这就是我们文化工作面对的巨大现实。目前对这样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应该说，我们的文化阐述、文学表达和艺术表现是明显不足的，我们主流的文学艺术创作，对农民工、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反映，不仅数量少、社会影响小，而且往往存在概念化、脸谱化、简单化的弊病，面对这种状况，作家艺术家何为？我们是每年蜻蜓点水地到处走一走、游一游，大多数时间浮在大城市里，还是换个思路，多深入基层，多贴近劳动者们，真正走进普通百姓中间去，想群众所想，忧百姓所忧，分享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反映他们的现实与憧憬？黄传会的创作实践无疑提供了诸多极具意义的启示。 

　　作者：梁鸿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