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探险意义上的“登山”历程，恐怕已无人可考了。不过按照常识，应是在大自然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的时候——就像黑格尔说的，是当“主体性”从自然中逐渐分离和确立的时候。登山此时就变成了一种“审美”的活动。然而他还说，“谈到各种自然美，古代人比现代人谈得少些”，因为他们主要是“从‘效用’的观点，把某些自然事物提出来观察和研究”。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李白“一生爱向名山游”，除了愉情悦性，放纵山水，逃离官场压抑和人世俗务，也确还有早先魏晋时期遗留下来的“游仙”情结在作怪。通俗地说，他是把登临山水看成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事情——甚至还可能得道成仙，所以才乐此不疲的。

　　而现代人的探险似乎就变成了一种“纯然的冒险”，一种“挑战自我极限”的活动。因为这不但对身体“无益”，而且还充满危险和可能的牺牲。据说世界上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的探险活动(也就是“7+2运动”)者，迄今为止不过15个人而已，而在这个危险的旅途上倒下的人，则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使人相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的审美，已经远远超过了李白和黑格尔的认知范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现代探险家们登山的情景，可不是像太白梦中的情境那样轻松可爱，而是用惊险、死亡和侥幸完成的生死穿梭。

　　因此，读到骆英的这本《7+2登山日记》时，除了惊讶，我还有一种久久的敬慕和好奇。我感兴趣的，除了这部诗集中所记录的惊心动魄的登山历程，还有他——这个不可思议的“审美主体”的个人动机。难道只是出于对这种“少数人的运动”的热衷，抑或是对于“超强度刺激”的兴趣吗？我想类似的猜测肯定会是有理由的，因为就骆英的身份背景的特殊性来说，这类猜测实属于自然而然。不过，探险和寻求刺激的方式有千百种，难道非要用这样“极限”的冒险方式，而且还要用“诗歌”的文字来记录下这一过程不行？这使人相信，骆英的确是在冒险的同时又实践着他的“审美理想”，而且我甚至还认为，是这样一本期待中的诗集在冥冥中支持着他，支配着他，使他在许多难以坚持的时候坚持了下来，在无法攀登的地方完成了攀登。

　　理解这些诗的过程，似乎也变成了一个“模拟攀登”的过程，因为这并不容易。坐在安稳的书斋里想象冰峰绝顶的无限风光，似乎有些过于轻松浪漫，通常人们很难知道那景象背后非人的艰险和绝地的畏惧；或是用了另一种刻薄的“小人之心”，去猜测他人冒险的世俗动机与功利心思，那就不止是变态，还有些低级了。虽然，作者在诗中所使用的是刻意随机化了的口语，有时甚至是“速记体”，但它所传达的经验却非常人在“平常心”下可以体味和感知的。因此，这部诗集对读者来说，也变成了另一意义上的一座“冰峰”，需要用心去体验其中的艰险和乐趣，体验其意念和情志，以及那种出世的危险与高度。如果不能成功“登顶”，就很难对它有一个准确的解读——而那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失败者，一个面对勇敢者的自惭形秽的猥琐者。

　　理解骆英的诗歌仍旧要从一个传统开始，这首先会让人想到一个诗与“行动”互相统一、互为见证的问题。用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话说，便是“一次性的写作”——也即是“一次性的生存”的见证和结果；用海子的话说，这叫做“一次性的诗歌行动”。两种说法都强调了“文本”与诗人的“行为”之间的对应与印证关系，文本因为行动的见证与人格的践行而显得非同一般。用通用的诗学概念来表述，这应该叫做“生命本体论的诗歌观”。那什么是生命本体论的诗歌观呢？就是生命足迹与诗歌写作融为一体的诗歌观。19世纪浪漫主义者大都是这样的诗人，比如雪莱是在横渡亚得里亚海的时候死于风暴之中，拜伦则是死在希腊人为反抗土耳其统治进行战斗的沙场之上，他们都用富有冒险意味的行动，甚至是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诗歌，同时也因此终成正果，完成了他们作为诗人的人格形象。

　　从这个角度看，《7+2登山日记》至少也是一种“不可复制”的诗歌写作，因为这其中有登山者生命的历险，有身体“在场”的证明，它无疑也是一种难于模仿的“极限性的诗歌行动”，或是一个“一次性的”“特殊的行为艺术”。因为它所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本身就含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含义与价值。当我们阅读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它们不是形而上的虚构、无中生有的观念传达，而是在同时阅读那个冰天雪地中不曾畏惧和退缩的人，阅读他在生命绝地的坚韧与诙谐、在死亡威胁中的自信与豁达，甚至透过字里行间，读者还可以嗅到他喘歇的气息，触摸到他冻僵或痉挛的躯体，在极限体验中难以排解的垃圾情绪和无意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灵魂震撼力和生命感动力的诗歌，是令人“读其诗想见其为人也”的极限性文本。

　　“人为什么远行？”这是我在阅读骆英诗歌、猜测他的登山壮举时最先想到的问题。毫无疑问这里同样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远游、登临、行吟，这都是自古以来中国和世界一切诗人行走和写作的常态。登临山水不但会引发“思古幽情”，而且也会产生出真正的“哲学情境”，一切出世的情怀、跨越时空的感慨，大约都与身体力行中的“登高”或者“远行”有关。人为什么远行——在这场绝地的旅行中诗人发出了这样的追问，我想他确乎是在自问，是在对世界的极限式探寻、对生命的极限式挑战、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叩问中，寻求确切的答案。

　　在关于阿空加瓜峰部分的诗章中，有一节《远眺我们的时代》让我找到了答案。它似乎让我明白了，每日高居于“中坤大厦”顶端办公桌前的骆英，为什么要爬遍世界的极地高峰，他要了解什么，他对这世界和时代究竟有什么疑虑和困惑。这些看似可以从理论上找到答案的问题，在他这里却需要通过真正拉开距离的观察、追索和眺望来求解。远游对他而言就是“与这时代拉开距离”，就是“与世界相对立”的态度，这同《红楼梦》中曹雪芹所表达的想法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当他以“不知几世几劫”的长度和眼光去看这世界的时候，所获得的答案也是一片雪地般“白茫茫”的景致，只是那多半属于一个“堪破者”意念的幻觉。而骆英，则是要实实在在地站“在异国的高山上”，真切地望见远景中的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它白茫茫的什么也没有”：

　　它既美丽迷人让人留恋

　　又丑不堪言让人痛恨

　　它既无比繁荣地进入后人类时代

　　又无比残酷地你争我夺

　　它以哲学的明辨和经济学的公正表明现代性

　　又以文明的谋杀及全球化的推断伤害人的孩子

　　时代啊你让我无比幸福又无比痛苦

　　无比明智又无比糊涂

　　在这遍布荒石的黄昏之夜

　　我为我的贪婪而深深恐惧

　　这似乎是一节姗姗来迟的“诗眼”，它表明骆英花了如此纷繁的篇幅，来描述这场旅程中纷乱而恍惚的经历，展现动荡和异彩的世界，其目的与登山一样，最终获得的是一个“远眺的整体”，它会完成对于细节的超越和遗忘，而生成对时代和世界的“整体性”判断。

　　这多像是李白的“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这场远行让他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世界、现实、时代和自我，一切真实与幻觉，远景与近景，一切关于生命与死亡，物质与信念的命题。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这登山背后，隐含着诸如全球化、中国崛起、资本力量的蔓延等问题，隐含着一个中国人寻找其民族自信与精神自尊的心路历程……这一切都透示着，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迅猛膨胀的时代，一个置身其间的诗人，他的灵魂困惑与自我认知。所以，他要以高出尘世喧嚣的高度，来确立其精神和价值的地标。

　　但如果只是出于这个整体性认知的动机，恐怕还不能支持着一个生命去跋山涉水，经历万千艰险。正如他在《要出发啦》中不经意表露的，“我希望借冰雪洗净苦难的记忆/我希望在极点能搞清财富的意义”，能够激励他去攀登、去挑战这些近乎无法企及的生命禁地的，恐怕还是那些奇妙的微观体验，以及他堪称五味俱全的内心隐秘经历。在这里，骆英张开了世界和生命的褶皱，他的那些美好的或恐怖的记忆，那些雄伟壮丽的或荒凉难堪的视觉，那些目睹成功、失败、死亡、放弃的，或兴奋或沮丧的经历，甚至是那些散布在圣洁之地让他时时纠结和惦记的垃圾与粪便……这些混合的五味杂陈的经历，使他真切地体味着生命与世界的博大与脆弱、美丽与虚幻。

　　从这个角度我又宁愿相信，诗人只是纯然地借这样一种极限式的方式，来扩展他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查生命与人性的各种极限的可能。这里有生死一瞬间的转换(《山上的滑坠》《生不如死》)，有亲眼目睹擦肩而过的死亡景象(《关于死去的俄罗斯人》《雪景与死亡》)，有登山者对自己信仰和信念的执迷与彻悟(《念经日》《想和骂》)，有关于财富与幻灭的频繁较量与纠结(《关于注意事项》《前台的巴蒂莎》《不高兴的山友》)，有对人间真爱的思虑与确认(《0086的幸福感》《关于蕾拉的记忆》)，有对人性善恶的观察与辨别(《偷酒的中国女人》)，可以说，登山者是在借这个过程，去精细而深长地探究生命的奥义，咂摸人世的诸般滋味，同时也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进行反照和解剖。

　　这是出人意外且非常迷人的处理。骆英并未因为有登山的壮举，就把自我单面地描绘为一个天地间的圣徒和英雄，而是以常人之心，“全方位”地袒露了自己各种经历、心理及无意识活动。这恰好真正张开了这部诗集的经验空间和生命意境，使之展开了世界与生命、物质与精神、人性与意志、欲望与信念等各种命题的复杂性。在《想和骂》中，骆英用故作调侃的句子写出了他内心的纠结：

　　轮到骂自己的时候

　　往往是在登顶前夜

　　那时你在怀里捂着自己的袜子

　　骂着自己是天下第一等傻蛋

　　心中就涌起起身下撤的冲动

　　然而在山下回望顶峰之际

　　你会为自己的坚定而感动落泪

　　在这类诗句中，骆英不忘把自己写成一个时时流露着人性弱点的常态式角色。正是这样一种定位，使他不只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仅与自然对话的诗人，而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返身与人间世界对话、与世俗的一切景象对话的诗人。而惟其如此，他才更加真切地接近并且呈现出了这个复杂和纠结的世界和时代，呈现出人性与生命内部的丰富景观。让我们记下这些句子——

　　一切都正在来临了

　　富有与贫困

　　孤独与快乐

　　在二十一世纪的圣诞前夜

　　——《圣诞前夜》

　　这极地的冰原让我心痛

　　这里从来没有过战争和屠杀

　　新丛林法则在此不适用

　　在没有人类的地方为何如此宁静

　　——《我带着伤感走在极地》

　　显然，和古代那些登临山水忧怀天下的诗人一样，登山带给了骆英一种深切的“哲学处境”，使他有站在这孤独的星球上思考人类生存与前途、思考其生存伦理的一种境地，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我终于可以远眺整个时代”的体验吧。但是与古代的诗人相比，骆英却不只是牵挂和忧虑着世界，而是时时会把灵魂解剖的利刃伸向自己：

　　在普塔的天空渐渐明亮的时刻

　　我看到我的四肢变成兽爪

　　——《我静静地观察我的四肢》

　　雪夜呢依旧没有黑暗

　　这可使我不知所措

　　就像面对永远没有怨恨的爱人

　　我总感到自己有罪

　　——《雪夜》

　　天哪山上山下的我是不同的杂种

　　那种文明与野性的混乱

　　那种富有与苦难的结合

　　——《另一个世界》

　　假如说骆英的登山探险与诗歌中确乎包含了某种“现代性”特质与意蕴的话，那么应该是在这里。向外的追寻与感慨，始终伴随着向内的自省与叩问。这种对话产生的丰富的灵魂意蕴，使这场此岸与现世的登山，同时也成为了彼岸与精神世界的登山，变成了人性与灵魂世界的漫游，变成了一个“现代人”对生命伦理、对自身的反思。同时它还意味着，在这个正发生着迅猛巨变的时代，一个正日渐“深入世界”的中国人的思索，以及他背后一个古老而日渐成长的民族，他们的某种具有“心灵史”意义的精神记录与追寻。

　　作为一种“速记式”和“口语体”的诗歌文本，《7+2登山日记》的风格无疑是浅近和“消费性”的，它并不刻意构筑语义的隐喻性与暗示性，甚至在某些局部它还刻意地掺入了粗砺的、甚至粗鄙化的因素。假如我们从某种“纯诗”的角度去看待它，当然是可以加以挑剔的，至少会认为它的内容和句子还可以锤炼和推敲。但转换一下角度看，这种刻意的粗疏与粗砺也许又是有理由的，因为它确乎是在追求一种被叫做“整个时代”的庞杂性的景观和集合性的经验。假如字斟句酌、精研细磨，反倒会失去其某种“异质混合”的性质，会与这个消费性与“速食主义”时代拉开了距离。所以，其几乎不加深度设置的“一次性阅读”式的文本体征，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消费时代“的合理和智慧的处理，一种“后现代式的冒险”基础上的“后现代性的身体写作”。

　　不过，这种“身体性”的见证和在场的写作，不论其具有怎样特殊和巨大的“物质支撑”，它与传统的“中国写作”，与中国古代诗人们的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式的人生与写作方式，仍是一脉相承的。它仍旧会使我们相信，最终完成写作的不是纸和笔，而是在场的身体和生命实践。因此，当骆英说这些诗是“拿命换来的”时，我们应该向它致敬，因为它包含了身体力行的经验，包含了写作者用“行动”来参与创造的努力。

　　它们证实着，“我就永远站在了我的极点”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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