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贺敬之的诗论谈起：何以锻造受人民欢迎的经典

　　何以锻造受人民欢迎的时代经典

　　——从贺敬之的诗论谈起

　　梁鸿鹰

　　贺敬之是广受人们敬仰的诗人，他的诗作与歌剧《白毛女》一样，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魅力，相反与其他时代经典一样永远绽放着新的光彩。他的创作始终真正做到了与祖国同行，与时代同步，与人民一起共鸣，他的文艺主张、诗歌理论，总结了我国当代文艺发展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回答了何以锻造时代经典、何以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

　　贺敬之的文学观点和理论主张不是凭空而来，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不是由理念到理念，而是从自身的文艺实践中来的。作为我国现当代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化名人，他从红小鬼、战士到名作家、大诗人，经历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交融，经历了对文学艺术的刻骨历练，他于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凝结着自己对生活、对土地、对人民、对新社会的热烈感情，他之蜚声文坛，是有民族文化深厚底蕴和对人民炽烈感情作为根基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不倦地为伟大时代和人民尽情歌唱、家喻户晓的诗人，《回延安》《雷锋之歌》《放声歌唱》《西去列车的窗口》等诗作为当代文学经典，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他有幸参与了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事业，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有着深刻认识，这使他的诗论在富于浓郁理论思辨色彩的同时，极具鲜活的实践特点，具有很强的指导、引领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始终贯穿于贺敬之的诗论之中，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文艺创作的社会责任，主张将“小我”和“大我”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抒人民之情与抒个人之情的统一。他认为，真正属于人民和时代的诗人，必定要同人民结合，同时代结合，诗人要“愿为人民鼓与呼，甘当人民的代言人”，因为，“文艺是通过自我的主观世界，作为媒介，去表现群众的、社会的客观世界，是为了对社会发生作用”。他主张：“诗人和诗，要同人民结合，同时代结合。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道路问题。”他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从事自己的艺术实践，无论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还是在新中国建设热潮中，他都不忘自己的诗篇发出的声音，“和人民一起共鸣”。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今天，怎样看待创作与时代、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等，争论和分歧没有停歇过，如何在富于个性化的创作中，更好地把握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贺敬之的诗论无疑对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迪。

　　文艺是创造性的事业，贺敬之的诗歌吸收中外有益营养，创造了新的样式与风格，他创作上保持不倦的探索精神，在理论上他同样历来主张创作要不断开放自我、实现创新。他指出，发展文艺不实行开放，不大胆创新，就不能大踏步前进。“在诗歌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方法、途径、手段和形式等等方面，理应大胆地、开放式地进行探索、突破和创新”，“必须增强开放性、多样性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向包括西方现代派诗歌在内的一切外国诗歌吸取有益的东西”，同时他强调开放和创新的目的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发扬社会主义文艺传统，他很注意研究戴望舒的现代诗，他注重舒婷等人的“朦胧诗”的探索意义，他知道，正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是凭空而来的一样，不打开思路，不广泛借鉴，就不会出现创作新的生面。

　　诗歌是贺敬之长期心仪与挚爱的艺术领地，大量的实践、广泛的学习，使他对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有了不少独到的认识，如何才能出大作品、创作经典之作，他有自己的思考，他提倡诗歌创作一定要讲究“真、深、新、亲、心”，可谓掷地有声、字字珠玑。我理解，在他的心目中，好的诗歌发自内心、发乎真情，是深挖生活的结果，好的诗歌主题要新、表现要新、绝不能落俗套，诗人要与人民亲、与大地亲，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去创作，所有这些都提醒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注意形式美。他主张诗人一定要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紧跟时代步伐，反映民族精神，让自己的诗歌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他后来对旧体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旧体诗创作也主张明白晓畅、不无病呻吟，达到了很深的造诣，他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概括，无论对新诗还是旧体诗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我国当代诗歌创作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诗形式自由、收放自如，能够很好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但新诗也往往被一些人轻率地理解为可以不受约束、率意而为的实验场，个别人甚至认为新诗就是把句子分行排列而已，无需讲究内涵，无需考虑格律，更不讲究生活底蕴、传统底蕴的依托，以为离开对创作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就可以成就经典之作，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进一步认真研读贺敬之关于诗歌的理论主张，深入理解他对诗歌艺术的认识、对创作者的严格要求，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更加自觉地校正自己的理路，思考如何从时代出发，依靠谁、为了谁，发扬探索精神，不断开创诗歌创作新的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