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进
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防守豫湘的战役中失利，日军向西南内地大举推进，大有直指陪都重庆之势。国民党当局不仅在军事上面临崩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也已经无法掩饰，亡国舆论喧嚣，投降空气甚浓。知识界人士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彻底改变误国政策、驱逐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以挽救国家的危局。在此严重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委员、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顺应民意的主张，立即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民主运动空前高涨。
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父许德珩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经常约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家里聚谈，关注时局发展，商讨救国之路。来者大都是曾经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文教科学界人士。随着局势日趋严重，参加座谈的人员逐渐增加。1944年底之前，经常来我祖父和祖母劳君展家座谈的学者有潘菽、税西恒、诸辅成、黄国璋、张雪岩、孟宪章、涂长望、初大告、笪移今、彭饬三、黎锦熙等。潘菽先生生动地回忆过当年大家聚会的场景:
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已故的黄国璋同志和我很熟。他原来在重庆的北碚工作。在抗战中期稍后，他来到重庆市区工作。他和劳君展同志的老兄是亲密的同学，因而也熟识劳君展同志。由于这个关系，大概他常去许老那时的寓所谈谈。他在和他们谈的时候，可能曾提到我。许老和我在“五四”运动时曾同时被捕并被拘留在一起。所以他是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和许老是北大同学。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又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健将。所以我更知道他。但我和他还不熟识。他们大概想到要我也去谈谈。第一次就和黄国璋同志一起去了。去许老家里时，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后互相谈谈。没有经过几次以后，我又介绍税西恒同志也来参加。我初到重庆时，税老是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我从学生中听说他是一个开明进步人士。他来参加时还带了一位姓周的朋友一起来参加。税老参加进来以后，聚会的地点就改在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因为税老已专任那里的总工程师，那里有厨师，吃饭也方便，因此仍是每次聚会都要吃饭。过了不久，我又把学校里座谈会(指“自然科学座谈会”——作者注)的同志陆续介绍进来。此外还有一些从别的方面参加进来的人。这样，这个座谈会就有相当规模了，代表的方面也较广了。这时，已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
民主科学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到1944年11月，民主科学座谈会形成规模。民主科学座谈会与其他团体之间没有组织联系和因果关系。根据潘老和金善宝先生的回忆，当时陆续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人员来自自然科学座谈会和其他政团，他们当年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陆续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学者有梁希、张西曼、叶鼎彝、何鲁、金善宝、谢立惠、干铎、李士豪、吴藻溪、侯外庐、施复亮、曹靖华、潘怀素、董渭川、刘及辰、钟复光等人。在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号召下，与会成员一致认为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把座谈会固定下来，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宗旨是继承“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而努力。座谈会的发展曾经得到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的帮助和指导。
潘老回忆说，去祖父家里时，每次都要聚餐，同时选择在吃饭前后“互相谈谈”，讨论人民民主与抗战等问题。为什么要用聚餐这种形式呢？其实，每次聚会都要吃饭不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祖父当年寓所楼下住着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委员。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聚餐比集会的风险小。在“聚餐”期间即使有特务闯进来，一桌饭菜可以作为很好的掩护。祖父的这一做法是向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徐冰、张晓梅夫妇那里学来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北平时，徐冰夫妇经常在祖父家采用聚餐的方式举行进步教授会议，其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还以聚餐的名义请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同志到家里来向大家介绍中共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解答大家的疑问。其二，重庆市区比较大，大家分散居住在各处。当时交通不便，又缺乏交通工具，到祖父家聚会一次，往返需要数小时。大家见面后一般都畅谈数小时，整个活动需要大半天。如果其间不吃饭，恐怕到场的诸位都会体力不支。为了座谈会能够长期办下去，主办人必须为客人准备餐食。
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很困难。因为祖父、祖母都工作，且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照顾，与其他由夫人持家、子女又比较多的学者家庭相比，祖父祖母的经济状况要稍好些。记得祖父曾经对我说:“当时下定决心，就是家里再困难，挤出钱来也要办好座谈会。”当时我很小，一再向祖父祖母追问“家里到底怎么挤出钱来”，最后还是姑姑告诉我说:那时候，全家一起省吃俭用，家里人穿的鞋都是祖母亲手缝的。那个时代，一个大家闺秀出身的大学教授，为了挤出钱“聚餐”，亲手给全家人做鞋穿，即使在抗战胜利后也是罕见的。
记得家人说，有一段时间来访学者们谈得高兴，“聚餐”的频率变高了，造成一些困难。那时姑姑和我父亲都在南开学校上学，有一天姑姑和父亲回家说学校第二天一早要收学费。祖父祖母连忙翻箱倒柜，可是找到晚上，凑到的数目离一个人的学费都还相差甚远，急得祖父直挠头。姑姑看到此景，觉得今后上学无望，一下子哭了起来。祖父赶紧安慰姑姑说:“你不要急，放心睡觉，钱肯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把钱放在哪儿了，家里不过就这么大的地方，明天早晨上学的时候钱一定会找出来的。”好容易哄着姑姑和父亲睡着后，祖母问怎么办。祖父突然灵机一动，连忙给一家报馆打电话说，他能为报馆写一篇“好杂文”，条件是“付现钱”。听到报馆表示同意，祖父赶紧说:“你们明天天一亮必须带稿费来我这里取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然我另投他处。”接下来祖父奋笔疾书，折腾得祖母也陪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姑姑和父亲起床后，发现学费已经放在了书包里。祖父还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说有钱不是？”
为了家里的生活和“聚餐”，除“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外，祖父还在大学做兼职教授，以增加收入。当姑姑她们提出生活清苦，也想多“聚餐”时，祖父就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不仅人没有东西吃，老鼠也是饥肠辘辘，有时饿得趁小孩睡觉时咬他们的耳朵呢。听到此话，祖母直瞪他。当时祖父的寓所只有一间住房，一半用作卧室，一半用作客厅。为了让“聚餐”环境好，祖父特意用报纸裱糊了客厅的顶棚。谁知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顶棚上布满了一排排的小洞——原来，是老鼠把糊顶棚的糨糊都吃掉了。祖母怕“聚餐”的学者们来了不好看，让祖父赶紧再糊一下，可祖父却跑去把姑姑她们叫到身边，指着顶棚说:“看，我说得没错吧？”
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在祖父家周边出现频繁，祖父他们有时也在重庆督邮街广东酒家或别的地方“聚餐”。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特意见了祖父、祖母。当毛主席得知他们经常举行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建议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在毛主席的鼓励下，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举行理事、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推举诸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为常务理事；推举梁希、卢于道、黎锦熙为常务监事。
1983年夏，在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给祖父送来了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同志致我祖父、祖母信件的手迹。毛主席在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祖父看到后十分激动，立即撰写了《毛主席和九三学社》一文，将这些重要的历史记忆付诸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1948年，许德珩在北大理学院进行反对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