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民族文化之“根”
“我的研究和创作首先源于自己在草原上度过的孤独童年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熏陶。我所知道的就是茫茫的草原、群山和畜群，所熟悉的就是草原上的童话、传说、创世诗史和英雄史诗片段。”在第一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上，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一席“创作谈”道出了在场很多作家的心声。
少数民族作家是与大自然最为亲近的“族群”。然而，现代化进程的“侵袭”带来的文化流失和环境变迁，几乎是所有少数民族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为此，大陆与台湾的少数民族作家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文化自觉”。台湾的排湾族作家亚荣隆·撒可努、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等人纷纷返回部落、重建家园和学校，身体力行地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陆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也一度放慢文学写作的脚步，努力探寻鄂温克族的历史源流及其文化发展的脉络，出版了《述说鄂温克》《鄂温克族历史词语》《鄂温克史稿》等著述，为失落的历史贡献了一份力量。他说，鄂温克族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的母题，大多集中在描述外在自然的形象，体现了一种古朴而清醒的生态意识。作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传承前人的智慧，并以自己的创造力“替补”与接续时代相传的文化链条。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更要从整体上把握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坚持走自己的路。
现代文明带来了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城镇化的困惑、关于GDP和污染破坏的困惑、惟“钱”主义与传统道德文化冲突的困惑。在郭雪波看来，这些无数的困惑，是作家需要去描述、反映、探究、思索的文学现象。这位蒙古族作家近年来一直从事生态文学的创作，从未停止过保护自然的呼吁。他说，老家的草原沙地上，长生天的信仰和精神一直长存。作家有责任阐释这种民族文化的“根”，寻求一种新的生存密码、一个新的活法。
同样对自然倍加崇尚的是台湾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名字一直与海洋文学紧密相连。他的《黑色的翅膀》《老海人》等作品，为广大读者呈现出一个以海洋为生的民族鲜为人知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用不少珍贵的老照片向大家介绍了他美丽家乡兰屿岛的前世今生，展示了自己伐木造船的流程，并讲述了他们民族的所思所想。他说，我们这个民族信仰大自然，我们的智慧是自然和父辈给我们的。大自然中，只有一种颜色的话就太单调，民族文化也要色彩斑斓才会好看。
面对这个被作家形容为“过于现代化”的时代，少数民族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传承自己的文化？台湾卑南族作家巴代认为，民族标识越清楚越容易生存。在这样的时代，最怕的就是民族里的年轻人忘记历史、忘记本民族的可贵之处，学习其他民族文明和保留自己民族传统本身就是一个“拉锯”的过程，需要作家们多做思考。布农族作家卜衮则感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现代化进程和外来宗教带给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忧心忡忡。他说，一个民族的生命美学，只有靠文学艺术来承载。台湾少数民族这十几个族群很“小”，可以说是“万里江山三五步，千军万马七八人”，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小搏大”，将民族精神性的东西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下来。
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不少人都意识到文化“立足”其中的不易。大陆少数民族作家对此也深有感触。回族作家郎伟谈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是挽救传统文化的一种渠道，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力的渠道”。写作者面对这样的困境，要正视这种“无力”，同时努力用心灵“点亮一盏灯”，让各个民族深度接触，互相了解。朝鲜族作家南永前则认为，民族应是一个文化上而不是血统上的定义——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代代人不断繁衍融合的历史，论血统各民族都是兄弟。文化的力量，在如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时候更能显现。
“我们还是希望传统与现代化能够在一种和平、温情的状态中各得其所。”壮族作家黄伟林以自己的家乡举例说，近年来，广西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了“文学重返故乡”的寻根之旅，重温故乡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汲取土地最直接的营养，试图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找到平衡。还有一些年轻作家重温自己民族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人物进行传记文学式的书写，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平衡。这些都构成了文化自觉的内在元素。“千人一面和千篇一律都是不足取的，惟有拥有多元文化并包容多元文化的世界才是真正伟大的世界。”
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趋势，少数民族作家还有一处“难言”之隐，即对母语写作与非母语写作的纠结。奥威尼·卡露斯谈到，台湾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总是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来书写自己民族的故事。在写作中，会发现很多想表达的东西是民族所特有的，很难“借力”其他语言来说清楚。郭雪波感同身受地表示，语言也是一种灵魂，生存在每个民族的深处。非母语写作有时就像“两个灵魂的舞蹈”，要协调起来、跳得漂亮，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件易事。
来自维吾尔族的帕尔哈提·伊力牙斯表示自己就喜欢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作，他说，母语创作舒服、畅快，能够原汁原味地呈现本民族的生活。而自己同时也致力于翻译工作，将汉语的优秀作品译成维吾尔语，让家乡读者领略到其他民族的语言魅力。德昂族的艾傈木诺说她很羡慕帕尔哈提，而她自己则是个“与母语离散了的孩子”，无论是父亲的傈僳族语言还是母亲的德昂族语言她都不会，每当回到村庄，都会有很深的内疚感。然而她又说，当进入写作状况时，我是热爱汉语的。我觉得用汉字写出来的诗歌也属于我的民族，如果不是德昂族和傈僳族那些丰富多姿的古歌、民间神话，我写不出诗歌。用什么文字来书写、在书写中遇见什么样的困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颗安宁的心来看待世界。
哈萨克族有悠久的书面写作传统，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用母语创作，艾克拜尔·米吉提笑言自己在其中是一个特例。他谈到，用汉语讲述哈萨克族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像用农耕民族的语言表述游牧民族的生活，偶尔会有“不匹配”的情况出现。而他同时强调，文学的力量在于打动情感、抚慰心灵。近几十年来，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把本民族的经验带入汉语写作，如沈从文、老舍，他们的作品都大大丰富了汉语言。书面写作迎来了一个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的时代，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藏族作家吉米平阶对此“英雄所见略同”。他说，作家固然离不开自己的族群，但只要有生活和激情，就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语言只是工具，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的“方块字”表达自己的生活，也为汉语提供了更多的审美经验，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和而不同”。
回族学者李鸿然则提出，有时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后，才会体悟到本民族的特点。泰戈尔用英语写作，读者领略到的是印度和英国两种文化的精妙。作家要努力做到的，是挖掘各种语言的精妙，“百炼钢成绕指柔”般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台湾作家们对这个话题也作出积极的回应。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和启明·拉瓦谈到，台湾这些年也做了不少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整理工作，还设立了少数民族的“母语文学奖”。作家们也付出了许多心血，意在让读者认识到真正的民族文学。与此同时，大家也很渴望多读到大陆少数民族同胞的作品，但是本土市场的引进仍然远远不够，相关的翻译和交流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武翩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