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名进入中文语境）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新思潮，在2005年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到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简称“外马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话语构成和备受中青年学者青睐的新研究趋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走过了30年的“中国化”之路。
现状之一：对象与主题
今天的“外马研究”对象，已不再仅是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20世纪20、30年代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是包括如下三大组成部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含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潮和苏联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广义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阵营），以及“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包括以福柯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拉克劳和墨菲所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及其学界表现形式“马克思学”）。总之，当今中国的“外马研究”拟以“中国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
从“外马研究”对象的三大块构成来看，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但由于各大块及其内部的诸流派在具体研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由来、形成和演变。因此，如果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为学术地标，“外马研究”的主题，在最一般性的意义上，就应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缘起与流变的海外探讨的再探讨。
在当前中国的“外马研究”中，这样的“再探讨”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布局发展：首先，以“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界，其着力点依然放在对苏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而对第二国际理论思潮的再探讨稍显不足，即便是在前者那里，学界近年来的主要兴趣点也多停留在对其中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分析与反思上，而东欧和苏联非教科书体系（如梁赞诺夫和巴加图利亚等为代表的旧MEGA学术团队，乃至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则有待给予重视；其次，针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则将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以凸显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存在主义学派等）、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范畴（如主体性范畴、异化范畴、劳动范畴等）和专题（如所有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文化问题等）为显著特点的个案研究；最后，对“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国内论者，目前正在进行个案研究的数据库更新工作，如在“流派”一栏中添加了“英美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在“人物”一栏中补充了“柯亨”、“麦克莱伦”、“卡弗”、“齐泽克”、“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在“范畴”一栏聚焦于“资本”、“认同”等；而“专题”领域则更多关注“生态”和“消费”等大众日常生活问题等。
现状之二：平台与方法
良好的研究平台和恰当的研究方法，是促使国内“外马研究”从学说、思潮向学科化方向转型的有力推动器。从研究平台来看，时下中国的“外马研究”主要由讲坛、论坛和学坛三大媒介构成：讲坛指的是“外马研究”的学者大多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教学工作，他们开设有相关的课程，并以相关的专业方向招收研究生，且日益成为受青年学生欢迎的专业研究方向；论坛指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已举办过五届论坛），如今，它已从当初由国内几所高校轮流承办的联合论坛成功转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下属的二级分会组织，开始成为中青年学者交流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和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重要舞台；学坛则指的是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定期出版的外马研究专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相关外马研究系列论著和译丛；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所单独或组合发表的系列专题学术论文（含译文）。
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以学术团队为主体的“集团军式作战”方式（如复旦大学外马研究基地团队、黑龙江大学研究团队、南京大学研究团队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团队等），也有个性化的“游击式”研究（研究者广泛分布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院系）；既有个案研究（见上文），也有总体研究（如对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基本原则的当代解读）；既有细节化的文本研究（如对单个文本或其片段的“小叙事”、“解剖式”研究），也有方向性的现实关怀（如对社会公平、生态和人类未来发展等的“大叙事”、“终极式”关注）。
前沿趋势及其比较分析
当前国内“外马研究”呈现出的主要趋势就是：其一，在研究主题和对象上，流派、人物、范畴和专题等个案研究与体系化的大问题研究以及宏观概括性总体研究并举；其二，在研究平台和方法上“团队式集团军作战”与个性化“游击式”研究方法并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就在于各种研究方法各具优势：团队式研究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学术资源使用的效度；而个性化研究则更能彰显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和可持续性；个案研究能灵活地实现学术话语应时更新，而总体研究则更接近理论研究的实践旨趣。
正是在这一研究总体趋势的框架下，当前中国学界“外马研究”的主要前沿内容包括：第一，前苏联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为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多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教科书体系发展与演化史”的视角进行专案研究；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已逐渐从流派和人物研究进入更深层次的范畴和专题研究（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和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开始成为学界探讨热点；第三，伴随着MEGA2的陆续出版及其部分网络电子版的公开面世（2011年2月由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新MEGA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上载），国内学界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领域，即文本和文献研究方法与路径，并由此重新提及与评价前苏联旧MEGA编委会重要代表人物梁赞诺夫等人的学术成就，开始更多立足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特别是未刊稿（主要是各个时期的手稿），关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问题，这就是新兴的“中国马克思学”的主要研究旨趣。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外马研究”领域，如果以学科来作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实现的，而在传统三分法的其他两个领域即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则稍弱，这与当前欧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术阵地上的分布正好是相反的，后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分布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个学科（当然也有哲学教授从事相关研究）。
同时，在新近出现的众多国别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再探讨”之中，真正的马克思被繁复的话语所遮蔽，使得马克思的原本形象变得日益模糊起来。由此，“为马克思辩护”在当下就被赋予了更迫切的理论意义和更复杂的理论任务。或许恰因此，“外马研究”在中国才能走出一条足以和国际学界同行（过去他们一直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学术“主体”）论衡的中国化之路。
张秀琴（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