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中文版《2666》首发沙龙在智利驻华使馆举行。
2008年，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遗著《2666》一问世，便被《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它革新了拉美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典型的全景小说。思想深刻，挖掘出了人性复杂的变异。”尽管曾被波拉尼奥骂，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还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今年11月，经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翻译后，《2666》中文版面世。一个多月后，“第一版的精装版和平装版都已售罄”，市场反响出乎出版方北京世纪文景的意料。
“这本书涉及的方面太多了，军事、心理、犯罪、海洋学、生物学等，居然写了林彪、毛泽东什么的。作家充满奇思狂想，笔调却又如此冷静。”赵德明说。
英文版达1000多页、中文版达860多页的《2666》分５部分，分别讲述了５个独立又彼此呼应的故事。波拉尼奥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写墨西哥的离奇杀人案，写纳粹进军苏联在小镇上屠杀犹太人，写苏联肃反等各种暴力，写暴力面前人们的反应，以及生活在当代之艰难。
赵德明介绍，作者把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４位教授，安排到墨西哥暴力事件案发地开会，并写他们面对暴力时的不同表现，或做愤怒状，或做无可奈何状，或做逃避状，它隐含着一种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是全球教授们的一种状态。更重要的是，作者把历史上和当代的一些暴力串起来后，读者会发现——以革命的名义施行暴力，堂而皇之，言之凿凿。
“就是造反有理，尤其是武装革命。这种暴力在历史和当代都有所谓的‘合理性’。那近300个墨西哥妇女，死因各式各样，有被强暴，有家庭暴力，有亵渎教堂。在后面支撑暴力的是，没有谁会意识到在施暴时我就是一个罪犯。把这些暴力连在一起，就给我们勾勒出人类进入所谓经济大发展、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人类在人性上，在面对暴力时表现究竟如何？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步了，还是退化了？”赵德明解释说。
波拉尼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展现出一种非常苦闷的青年形象，但是又很好斗。年轻时，他发誓要像博尔赫斯一样广泛阅读。为此，他从小就偷书，一直偷到大，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阅读面。
出生在1953年的波拉尼奥，曾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自己出生这一年，是斯大林和迪兰·托马斯逝世的一年。在赵德明看来，波拉尼奥着力书写人们面对暴力时的人情冷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心里有几个“坎儿”。
第一个坎儿，是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总统的合法政府被反政府武装颠覆。这个坎儿不仅波拉尼奥躲不开，很多智利作家也躲不开。这一代人原本通过和平选举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后来却纷纷逃离，逃到墨西哥、阿根廷，辗转逃到东德、法国、西班牙，后来又到了美国。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通过选举就可以建立合法政府，但是这个梦破灭了。
第二个坎儿是1968年墨西哥广场对学生的镇压。第三个坎儿是1990年苏联解体。波拉尼奥心目中有一个梦——走向人间天堂，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梦想接二连三地被粉碎。东欧和苏联的解体，对他打击很大。他心中的郁闷和迷茫，最终通过写作来排遣。
最近这两年，赵德明在翻译波拉尼奥的著作时，会检索相关的拉美作家。检索之后，他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拉美青年在心理和经济上所陷入的困境。
“波拉尼奥的《2666》，言说出了后冷战、后革命时代，那些没有心甘情愿地加入成功者、加入角逐成功的队伍但仍然带有梦想的人们的生存体验。这种梦想往往是没有言说合法性的。波拉尼奥最重要的是，打开了这个空间，好像突然打了我们一巴掌，让我们看到生命真正的状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说。她这两年在欧美访学或旅行时，几乎随处可见《2666》。
2011年冬天，它的中文版在中国几乎也得到了同样的追捧。
“这本书的现实感让我非常意外。他写的生活离中国的现实生活很远，但我读来丝毫没有陌生之感。不管是里面的学者、教授、记者，或者是那些罪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读起来，一点隔膜都没有。可能是《2666》勾连到了我所感受的中国的现实，简直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独立戏剧制作人牟森说。
作家余华在看波拉尼奥的《2666》时，也忍不住感叹：“他写的意大利人真像意大利人，写的法国人真像法国人。”赵德明则告诉他，由于波拉尼奥在《2666》中塑造的德国作家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很多德国人甚至还有中国一些研究德国文学的教授，以为书中的德国作家真实存在，千方百计去查他的资料。
这种笔力，也让2003年去世的波拉尼奥在身前生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最令人敬畏的小说家。”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生前这样形容他。
本报记者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