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来
1921年，卢作孚在四川军阀杨森支持下，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他以极大热情和改革精神在泸州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文化活动和教育改革试验。他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在四川省引起巨大反响。但正当试验如火如荼、卓有成效之时，却因杨森在一场军阀混战中失败退出泸州而戛然而止、前功尽弃。1923年，卢作孚又在杨森支持下出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正当他把成都的民众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丰富多彩之时，又因杨森被其他军阀打败逃出成都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这两次挫折，使卢作孚痛切认识到办教育不能靠军阀，如他所说:“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每每随军事上的成败，而使事业共浮沉”。必须先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独立自主办教育。于是，从成都回到家乡合川后，他就开始着手创办民生实业公司。
卢作孚之所以创办民生公司，选择发展航运事业，就是因为他深知交通建设在国家经济和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和先行作用。他认为“交通运输是全世界的血脉”，“交通建设是扫除一切障碍的先头部队”，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交通事业，是现在人们生活上最需要的事业”。
当然，卢作孚办实业、搞乡村建设，其目的也是为了更顺畅、更好地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在办实业的同时，在民生公司仍大抓职业教育；在推行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大抓正规学校的教育和民众教育，且都搞得卓有成效。
卢作孚于1927年在重庆北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之时，就提出要把“国家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作为乡村建设的宗旨，这也是他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把乡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宗旨的最大区别。正因如此，他在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他创办民生公司，就是直接要为中国航运现代化贡献力量。在卢作孚看来，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这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在卢作孚投身并实践实业救国的过程中，有一件事颇为耐人寻味。1922年，时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的卢作孚，请他的好朋友恽代英来泸州通俗教育馆讲演。恽代英受卢作孚之邀于1922年10月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后，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恽代英素来擅长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鼓舞广大倾向进步的青年。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给了大家一个形象的自我介绍:“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此话一出，整个会场顿时活跃起来，因为这个话题开门见山地触及到当时与会学子们普遍关心、思索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当时救国的最佳方式？恽代英提出的“炸弹”，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国救亡。
但是，对于恽代英在讲演中谈及用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来拯救中国时，卢作孚当场提出异议，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他还补充道:“看得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此次思想上的碰撞成了卢作孚阐述其实业救国思想的开始。在以后的时间里，卢作孚不断著书立说，阐述他的“微生物”理论。如1923年，卢作孚在《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一文中说:“我们想用这种方法(即改革或改良)替代那偏于用强迫手段急遽地改革社会或解决社会某方面的问题。”1938年，卢作孚又在《这才是伟大的力量》一文中提出他与恽代英关于“炸弹”与“微生物”之争论，并明确指出:
如果国际允许中国，中国允许我们，就把现在毁坏，重新建设起来。但是事实上很困难，所以只好采用改良的方法。改良也许阻力很大，但要设法去消灭它。
卢作孚与恽代英在救国救亡的方式上意见不一，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真挚友谊。当时就有不少人说:两人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后恽代英在革命救国之路上英勇斗争、不屈不挠，直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而卢作孚则以“微生物”的方式开始了他一生的社会改革之路，且一直努力实践实业救国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组织18艘海外轮船驶回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