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春风漾诗意
——对民国年间一个民间诗歌社团的考察
韦泱
缘起
诗坛前辈屠岸先生知道我热心搜集和研究新文学诗歌史料，说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上海一些志同道合的大学生组织过一家野火诗歌会，并说当年经历者在世的已不多，都八九十岁高龄了，要赶紧抢救这些诗坛史料。他还让上海吴宗锡前辈就近给了我许多帮助。我又先后采访了相关亲历者，遂成此文，以留诗坛旧事之雪泥鸿爪。
创办野火诗歌会及诗刊
1945年的冬季，上海显得特别寒冷。日寇宣布投降不久，国民党政府却蓄意发动内战。人们并没有因为抗战的胜利而享受到安宁和幸福。社会依然是民不聊生，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海依然被黑暗所笼罩。
在此背景下，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一批大学生和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他们大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些已离校)，为了抗击社会黑暗，争取光明的前景，出于对诗歌的共同爱好，走到了一起。他们原先是地下党学联负责人丁景唐主持的《时代学生》(半月刊)的业余编辑、作者兼发行。这些大学生中有卢世光(狄蒙、黎牧)、蒋璧厚(屠岸、叔牟、李通由、伍俊、巢令平、张镛)、成幼殊(金沙、成修平、李舒)、吴宗锡(左弦、苗山)、陈鲁直(谢庸)、王殊(林莽、王树平)、章妙英(方谷绣)、何溶(何伯英、何舍里、马松)、周求真(施桅)、陈昌谦(魏明、陈石础)、钱大卫(钱春海、魏淇)、李钺仪(习之)，以及潘惠慈、葛克俭、汝栋、奚祖圻、俞慧耕、日子、庄树等二十余人。成幼殊为昆明“一二·一”惨案写的诗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发表在《时代学生》和《麦籽》刊物上，还由钱大卫谱成歌曲，唱遍上海的各个角落。这首诗与屠岸的《行列》一诗，还入选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一诗选》。何溶的长诗《骑马的警士们，你们向何处去？》对血腥镇压学生的国民党发出了强烈抗议。除诗歌以外，他们分别在翻译、散文、绘画、音乐、文论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是大学生中德才兼备的佼佼者。其中屠岸已出版惠特曼诗歌译著《鼓声》，吴宗锡所作民歌体诗《山那边呀好地方》，发表在《时代日报》上，被罗宗镕(当年是上海音专学生，后为著名作曲家)谱成歌曲，广泛传唱。王殊之于散文，何溶之于绘画，钱大卫之于音乐，陈鲁直之于评论，都有所建树。他们在暑假及课余时间中，轮流在各人家中相聚，而在成幼殊家居多。她父亲是民主人士、著名报人成舍我，家住安和寺路(今新华路)的一幢带草坪的小洋楼。大家交流诗艺，朗诵诗作，抒发爱国热情。
1946年初，由金沙提议，这些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爱好与理想的莘莘学子，自发成立了“野火诗歌会”，即表明是“在野”的民间诗歌社团，爱国热情如烈火一样在胸中燃烧。他们推选震旦大学学生卢世光为诗歌会主席，因为他在这拨人中最具文艺理论修养，是大家公认的理论家。解放后他曾任外贸部原副部长徐雪寒的秘书，现仍居北京。诗社如同一面旗帜，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在丰富、热烈的诗社活动中，大家感到还应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园地，通过发表作品，“团结一大批爱好诗歌的青年朋友，使之得到磨练，得到提高，并通过诗歌对当时反动统治下的现实进行搏击和改造”(屠岸语)。年轻人说干就干。当年6月1日，野火诗歌会会刊《野火》诗刊第一期正式创刊。这是十六开的油印刊物，薄薄的二十二页。狄蒙执笔写了《献辞》，亦即创刊辞，文中开宗明义写道，“作为文学最高形式的诗，在第一义上，必须是现实的，必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前进的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的真实的体现”，诗“必须做到不但反映现实，而且改造现实”，诗人“必须热爱人生，忠实于人生”，“他的诗应是他自己的感情意识跟这个时代的激湍冲击所迸出的浪花”。这是野火诗歌会亮出的诗的宣言，亦是年轻诗人们共同的人生理想。在上海诗坛，在中国现代诗歌郁郁葱葱的大树上，野火诗歌会是一片闪亮的绿叶，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野火》获郭沫若好评
众人拾柴《野火》旺。为尽快出版第一期《野火》，大家聚在一起阅稿、改稿，直到定稿。狄蒙是诗社的主心骨，又是多面手，刻字、装帧的活计，他全揽下了，在麦德赫斯特路(今泰兴路)他的家里，完成了全部蜡纸刻写任务。继而转战到成幼殊家中，大家帮着一起油印，装订成册，然后分发给各位诗友，分头发行。这样，第一期《野火》诗刊“在诗友们的忙碌和欢笑中，于我家诞生了”(成幼殊语)。
第一期刊出叔牟等九人的诗歌、谢庸写的《也谈大众化》、屠岸的译诗《饥饿》等。刊物末页有《编后》，与首端的《献辞》相呼应，文中有“《野火》这本诗刊终于从种种困难和阻碍之下诞生了”之句，可见办这样一份油印诗刊亦颇为不易。接着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稚弱的作品都是从各种生活的深处发出的诚挚的声音，都是生活在战斗的实践里的年青人的感情意识的真实的表现。《青春之歌》是一部集体创作，除了本期刊载的金沙的《爱人的歌》外，已完稿的屠岸的《政治犯的歌》将在下期刊载。”还写道：“本刊园地绝对公开，凡是诗歌创作或翻译，以及有关诗歌的理论或诗人、诗集的评介，我们都热烈欢迎。”在版权页的目录下面，印着“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编辑———野火诗歌会编辑部，发行———野火诗歌会”。据屠岸回忆，第一期印了三四百册，在一些学校内和社会上销售一空，大受青年读者欢迎。
《野火》第一期出版不久，金沙有机会参加6月6日的一次集会。在那次晚会上，她把刚出版的《野火》诗刊送给郭沫若先生。未料想，郭老第二天就给金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金沙就把此信在诗会成员中传阅，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郭老信中说：“我早起来，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读后的快感逼着我赶快来写这封信给你。你们的《献辞》和谢庸的《也谈大众化》，意识都很正确。”郭老写道：“叔牟的《初来者》很有气魄，”“左弦的两首诗都很好，我特别喜欢那首《我写诗》。李通由的《自己不敢说话的时候》，方谷绣的《仙露》，都是好诗。你们的确是值得拥抱的‘初来者’，我真想把你们当成兄弟姐妹一样，热烈地拥抱。”
郭老提到的诗《初来者》中写道：“我们是用自己的腿徒步走来的/是手牵着手，列成队伍走来的/我们是在酷日的毒光下流着汗而来的/是在狂虐的北风下战抖着身子而来的/我们是越过了湍急的寒流而来的/是越过了峻拔的危崖而来的/我们是排除了纠葛的荆棘，踏平了崎岖的路径而来的……”这样的诗，当然无愧于“很有气魄”。另一首左弦的《我写诗》：“我写诗/在黑暗的地方，那里/星星会被当作太阳/在寒冷的地方，那里/热情已冻成冰霜/在闷窒的地方，那里/咳嗽也在被禁止之列。”这是被压抑过久的潜流，是从心底燃起的诗的野火。郭沫若是大诗人，他的赞誉，说明《野火》刊出的作品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准。诗友们还把《野火》送给诗坛前辈胡风、臧克家等。也许是学生办的无名小刊，所幸他们后来没有像不少无辜者那样，遭受胡风冤案的株连。第二年的6月23日，《野火》出刊第二期，页数增至四十页。刊出了《郭沫若先生来信》，以及“读者之声”栏的多篇读者来信。在《编后小记》中写道：“我们由衷的感谢郭沫若和蔡仪两位先生热情的关怀和鼓励，”“《野火》是预备继续出下去的，困难也许不少，但我们总尽力支持它，让它燃烧下去。”在第二期目录下，有两行小字：“本刊第一期业已售罄，向隅者请来信预约，满二百人时即行再版。”由于第一期很快脱销，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曾有“再版”的打算，未知是否再行加印。相隔四个月，即当年10月19日，《野火》第三期出版，在《编后》中说：“在这千百万苦难的中国人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卓越奋勇的战士，为了新时代的诞生，正忍受着一切的痛苦和牺牲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我们自己的战士和诗人，我们更需要自己的锐利的武器和丰沛激越的诗章。”可见年轻诗人们的诗情被严峻的时代所激发所点燃。《野火》劲燃，去迎接人民当家作主的春天，一个诗意荡漾的春天。当时，局势已十分紧张。国统区人民掀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浪潮，民众的生活更为艰苦，这从《野火》的定价就可见一斑。第一期售国币二百元，过了一年，第二期售国币二千元，又过了仅仅四个月，第三期售国币四千元。物价飞涨，可以看出时局的动荡。由于野火诗歌会的一些主要成员大都先后毕业踏上社会，有的担负着地下党交给的重要工作，有的成员由党组织安排离沪赴香港工作，有的去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们繁忙得无暇聚会，在这种情况下，《野火》诗刊不得不自行停刊。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说：“上世纪的四十年代，真可以说是一个诗的年代。”上海作为当时中国诗坛的半壁江山，先后诞生过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可谓流派纷呈，诗人辈出。而野火诗歌会存在的时间尚短，还未形成诗歌流派，它只是行列社、民歌社等众多群众诗歌团体中的一个。他们出版的三期《野火》诗刊，共刊出诗歌二十五首、译诗十四篇、诗论两篇、外国诗人介绍两篇。其中第三期屠岸所译英国诗人莫里斯的诗《那日子要来了》，被上海《新文丛》月刊转载，并用作该期刊名。《野火》存在仅仅只有两年左右时间，却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在中国诗坛上留下了一行鲜明的足迹，留下了野火短暂而永恒的光与热。
生生不息的野火精神
时光过去了六十多年，所幸的是，野火诗歌会至今还有一些健在者，他们中的几位还是我的“忘年交”。诗人兼翻译家屠岸少年时从常州到上海，曾读交通大学，他与方谷绣因诗而结缘，而成为恩爱夫妻，方谷绣于1998年不幸因病辞世。屠岸建国后调北京，先后任《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译有《屠岸十四行诗》《济慈诗选》等行世。成幼殊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后成为外交官，业余坚持笔耕不辍，2003年1月出版诗文集《幸存的一粟》，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与曾任驻外大使的丈夫陈鲁直现居北京。陈鲁直近年来时有评论文章发表，并出版多部专著。王殊后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建国后任新华社驻外记者，后为多国外交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至今仍不时撰文刊发各报刊，与我亦常相联系。吴宗锡现居上海，我俩联络更多了。他在解放前夕按地下党的指示，开始转行到戏曲界，解放后为首任上海评弹团团长，后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他深入研究评弹艺术，先后出版《如何欣赏评弹》等多部专著，成为著名评弹艺术理论家，不久前，上海文联还举办了他的学术专著《走进评弹》一书的研讨会。
这些野火诗歌会的文化老人，互称“火友”，对缪斯依然情有独钟，充满虔诚。谈起当年的野火诗歌会及《野火》诗刊，充满深情和眷恋，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而且，薪火相传，在京的屠岸、卢世光、成幼殊、陈鲁直等，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因诗而聚会。屠岸家还创设“晨笛家庭诗会”，儿孙辈都踊跃加入。2010年4月，大家又在成幼殊家里举行了“成幼殊诗歌朗诵会”，成说这是加盟“晨笛家庭诗会”。同年6月，上海图书馆举行了“屠岸手稿捐赠仪式暨诗文吟诵欣赏会”，年轻爱诗者激情朗诵屠岸的诗作，屠岸自己则以常州吟诵调(用常州方言)吟诵了中国古典诗文，又用英语朗诵济慈的《夜莺颂》等。其实，朗诵也是屠岸的爱好。成幼殊曾在回忆中说：“在‘野火’的聚会上，屠岸的诗朗诵最令人难忘。惠特曼的DrumTaps(鼓点)点点敲在人心。柯尔律治的代表作KublaKhan(忽必烈汗)高昂又低回。中国‘七月派’诗人绿原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还曾由屠岸在《时代学生》的联欢会上朗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野火生生不息，迎来了人间暖人心头的春风，其生命其精神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正如屠岸先生所说：“几十年沧桑，我们已经垂垂老矣，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诗心将永远是年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