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若茜
73岁的樊锦诗，1.55米的身高。体重从来也没有超过100斤。在西北风沙经年累月的吹刮下，她的掌心留下格外明显的白色干纹。当我忍不住用手指去轻触她褶皱的手背，她低嚅着：“这就是老太婆的手。”
一张摄于1965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樊锦诗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距她来敦煌不过两年，26岁的年纪，脸庞笑靥如花。拍摄这张照片是为纪念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了第一辆汽车，大家最后一次徒步进城。
对延绵千里、纵横千年的敦煌石窟而言，48年仅是苍茫瞬间，却足以让一个坚守者从少年变成老者。
樊锦诗，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驻守敦煌48年。与她一起对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作出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樊锦诗之前有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霍熙亮、李承仙、施萍亭……当然，还不断会有后来者接上。
他们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长久一些。
艰苦的第一天
敦煌莫高窟又叫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30里戈壁滩以外。
樊锦诗祖籍杭州，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1962年毕业实习，樊锦诗和其他3名同学被委派前往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第2年，她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樊锦诗内心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去了。她把父亲写给学校的抗议信偷偷藏了起来，就因为担心别人说自己明里一套，暗里一套。“那个时代的人思想就是单纯，不过我觉得单纯也挺好的。”樊锦诗说。
但是一旦要来这里长久生活，就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最大的落差是没水没电。房子和家具都是土块垒的，门是透风的，房顶是用报纸糊的，晚上睡着觉，老鼠就能从房顶掉到炕上。
“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深夜要到外边上厕所，刚迈出门，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我想，是狼吧？心头一紧，急忙回屋把门拴上，一夜没睡好。凌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起床一看，是头驴。”来这里的头一个晚上，让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樊锦诗苦不堪言。
“一上洞窟就忘了生活，觉得震撼、惊奇，古人这么厉害，留下这么好的画。一下洞，看到周围灰秃秃的光景，心里又觉得荒凉。”尤其是到了秋天，风一吹，树叶就簌簌往下落，道路两边是树林，树林两边是山坡，山坡更远处是无穷尽的沙漠戈壁。
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于1943年，是常书鸿先生着手筹建的。筹建之初，所址设在千佛洞旁中寺内。至明朝后期封闭嘉峪关，千佛洞已荒置近五百年，荒凉破败异常。所里除几个工作人员之外，唯一的人烟是上寺一老一少两个喇嘛，下寺一个道人。
老一辈“敦煌人”终日与石窟菩萨为伴，上洞临摹、下洞种菜、孤单行路。
这里物资昂贵，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来回七八十里到敦煌县城去买工作和生活用品。春天，他们在上寺旁边的田地里耕作劳动，自给自足。冬天，他们在莫高窟前的宕泉河里破冰取水。为了解决照明，他们还自己动手投入到水电站的修建中，尽管只看到灯泡发亮瞬间，随即熄灭，却也为他们带来长久的欢乐。
“我来的时候，研究所的队伍已经扩大至40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敦煌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樊锦诗说。
“一开始，我只承诺老彭在这里待3年，3年后就去武汉跟他结婚。后来遇上‘文革’，根本无从谈论工作调动的事情。等‘文革’结束，段文杰先生总是劝我不要离开，而我对这里也产生了感情，不愿意再离开。”
于是，她只深刻记得来这里的第一天，是失落的，是艰苦的，是需要憋着不上厕所眼巴巴盯着天花板过一夜的。随后48年里的每一天，只是庸常岁月中极为普通的一天天，就像只要风吹，鸣沙山上的沙就会飞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