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真伪之争引思考 该如何走出“疑古”

　　陈 慧  

　　近日，伴随“清华简”第二批研究成果的发布，一则名为《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被证实确系伪书》的新闻在微博广泛流传，引发热议。其实，对于关注“清华简”的人来说，这算是“旧闻”了。只不过文中“确系伪书”及“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的说法，比较此前的谨慎推断，相当于给传世古文《尚书》的真伪之公案下了最终判决书。

　　有人质疑此判，认为二《尚书》可能分属不同传承统绪，有人怀疑“清华简”之真伪，但当前尚未有足够有力的反驳。笔者无意纠缠其结论的“真伪”，而更关注此判对学术走向的影响。毕竟近年来，许多学者正积极思考并试图解决由古文《尚书》之真伪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如何走出“疑古”？

　　“清华简”虽来历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竹简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其《尚书》内容代表秦“焚书”以前的写本遗存。而被怀疑证伪的“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所依据的版本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尚书》(题孔安国传)，是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古文《尚书》。

　　对于这25篇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就存在讨论。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囊括前说，在朱熹以迄梅赜等人的辨伪方法和考证成果之基础上，共举128条证据以证古文《尚书》是魏晋间某人的作伪。该著发表以来，有黄宗羲与之作序、钱大昕给他作传，又有两朝皇帝予以盛赞、纪晓岚为其定案，还有姚际恒、惠栋、程延祚、崔述等人继此补证……，这在“疑古”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一方面，学界自此几乎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即便存在诸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类的异声)；另一方面，阎氏藉此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路数。他不仅被江藩列为清代汉学家之第一人，还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更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治学命运：正如周予同所说的“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他们对清人的考证方法和辨伪结论多有取鉴、发挥，开创了全面怀疑古文经学的新时代，改变了传统古典学的面貌。

　　当时余嘉锡、刘咸炘等人即已针对这股全面疑古之风进行了反驳，介绍先秦古书的著述与传播通例，强调辨明宗旨、体例为先，时事、词气之考次之，警惕考证太密、诬真为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入购的大量竹简、帛书，为人们研究古书体例及流传规律提供了珍贵证据，也往往验证了余、刘等人的观点。不仅如此，与古文《尚书》一样自宋以来就被质疑为伪，并在20世纪初几被断定为伪的儒家古籍如《孔子家语》，在七十年代出土的西汉文献、九十年代上博入购的战国楚竹书中，都找到了可相对应的文字。类似情况的还有子书《孙子兵法》、《文子》、《鶡冠子》等，证明“疑古”思潮中的许多“证伪”是不正确的。这些都鼓舞了当今学者积极反思“疑古”，基于古书通例重新构建考察的方法论。

　　“清华简”虽确认古文《尚书》为伪，但证伪者也强调这并不否认伪古文《尚书》的历史价值。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陈寅恪是从史学通识的角度，来提醒学者勿纠结于“真伪”这一相对问题，以更好地运用史料。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待疑似伪书的理性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论《孔子家语》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他们跳出“真伪”的框框，更注重其文之所据，学之所本。

　　有人说，“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它反对并会最终揭露任何意图、任何形式的造假作伪。”然而，证伪乃是作为一种为学功夫而不可视为为学依归；辨别古书真伪的目的，应是为了获取至于善、美的真学问。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要在抱存“圣人之志”，坚持阅读三代两汉之书数年之后，达到“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的境界。辨伪非为证古书之伪而证之，乃是为了能通达古人之文、古人之思、古人之志，必须区分黑白，务去陈言。真伪本身亦非止境，因古书尚有“正而不至焉者”。也就是说，即便古书为真，其中未尽善尽美处，仍当疑而辨之，别而去之。这种“疑古”，于信古好学之徒而言，是极有必要的。

　　《尚书》乃是儒家《六经》之一。它记载王言，通于政事，是礼乐立制所须观摩参照的成事。“疑古”撕下了它的经典外衣，将它当作有真有伪的史料来看待，以至于“知史而不知礼”、“知史而不知经”。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编，情节可以编，但制度不能编，也编不出来。”这是肯定“伪书”于记载当时典章制度方面的价值。但典章制度或有更张，而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无论真伪《尚书》，其流传千年必有儒家思想中“不变”的永恒价值，这是我们需要怀抱“信古”之心着重关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