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他的长篇《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10年后,在第三度被提名时他终于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8年度杰出作家”奖,但他坚称“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最近一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礼及相关活动在穗举行,国内众多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云集广州。而这其中,藏族作家阿来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参加“新世纪10年中国诗歌研讨会”时,即使在场听众和一些发言人员因意见相左一度争论激烈,他始终一言不发；参加颁奖礼时,台上他感谢文学,感谢对他的肯定,但他始终坚持“我只管我的写作”。

　　阿来在广州的行程满满当当,采访这位新鲜出炉的“年度杰出作家”只能在他开会或用餐间歇抽空进行。阿来对他的写作怎么看?他在生活中又是怎么样的?他对自己的好朋友、作家麦家又是如何评价?本报记者通过近距离接触,告诉你一个生动的“阿来”。

　　【得奖与市场】

　　我写作时从不惦记得奖

　　成为作家之前,阿来做过水电建筑工,当过拖拉机手,梦想过成为地质家,但后来做了老师,变成了小说家。像很多在198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一样,阿来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而是因为某个契机扎进书海,继而走向作家道路。

　　记者:10年前《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让你一炮而红,这次“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你又获得了“年度杰出作家”奖,你为什么说“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阿来:对,我是这么说过,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写作不能用外界的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好不好很难讲,所以外界对它的评判多数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有没有得奖,二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这两个标准是容易把握的,我也希望得到这两方面的认可,但是不会为了获奖或市场认可而写作,我写作时从不惦记这两件事,努力地完成作品,不拿奖或卖得不好也不会抱怨。

　　记者:对你来说文学意味着什么?

　　阿来:文学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兴趣爱好,是自我提升的途径,让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我生长在一个荒僻的乡村,没有受过特别正规化的教育,上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期间,那种教育使我产一种扭曲的、非人性的东西,我带着这样的世界观步入了生活。这种情形下,我遭逢了文学,没有人指引,我独自贪婪地阅读。文学的教育让我不再自感卑微,她把我从一个扭曲的人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还指引我成了作家。

　　记者:那你的这些经历会不会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你的写作?

　　阿来:会。我既然写历史,就要对历史负责,而不是空洞地写一场运动,写一场变革,记忆也会有不准确的地方。我讲的故事发生在真实的空间,历史背景必须是真实的。文献性的信息,我会化在作品里面。我对地方史有深入的研究,也有专著出版,我还可以称自己为地方史专家,这个我敢当。

　　记者:你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市场因素?

　　阿来:不考虑。我的目的就是充分地表达自己。现在市场上的畅销书也就卖个一二百万册。中国这么大,其实这个数字也只能说明有很少一部分人喜欢这类书。写书不像造衣服,文化消费很难定义,市场在文学来看也只是个假概念,这两者是没办法调适的。

　　【《尘埃落定》与《空山》】

　　写现实题材有更大困难

　　阿来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已几次擦肩而过。加上获奖这次,他曾先后3次被“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年度杰出作家”奖,但前两次都失之交臂。“年度杰出作家”的评选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既往的文学成就足够辉煌；其二就是评选当年也要有重量级的作品推出。前两次提名时,阿来的《空山》系列正在写作当中,而此次,6卷本的《空山》全部出版,阿来的获奖不仅没有悬念,似乎还是水到渠成。

　　虽然如此,《空山》还是受到了部分评论家和读者的质疑,认为这部6卷本小说缺乏整体概念。但阿来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创新是一个真正小说家的本份,“我只管写出来,至于它以后命运如何,就不是我说了算。”

　　记者:你的《空山》三部曲从2005年开始出版,到今年初已经出齐。它写了一个藏族小村建国后的历史,评论界对它的定位是用6部中篇建构了一部“类编年史”小说,你觉得这么说准确么?

　　阿来:“类编年史”这个应该还可以,因为我用了6卷来写50年。但我不想强调它所谓的“藏族传统”,为什么呢?虽然民族不同,可能文化、习俗会不同,但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立以来,藏族在大的经历、命运上和所有农村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历史。我的藏人标签是把我矮化了,而《空山》也不仅仅是在写一个藏区。

　　记者:你把这本书形容为“六片花瓣”?

　　阿来:这是出版社的美化,是他们做宣传的需要。我要说的是《空山》这种破碎的小说结构正好对应了乡村破碎的现实。我愿意用破碎,但出版社觉得“破碎”这个词用着有点刺激,所以他们描述成“花瓣”,我没有那么精美。

　　《空山》里最大的人物就是村庄,它是小说中最大的角色。50年中,这个村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在舞台上表演,中心事件和人物一直在变,因此,就不能用传统的、长河式的写法或用一两个人贯穿始终,没有办法用《水浒传》的写法,开始是宋江结尾还是宋江,所以只有采用这种形式。

　　记者:你的这种形式也是一种创新,但当初也是冒着险的?

　　阿来:这是小说家的本份。你可以扑看别人怎么写就跟着怎么写,但是对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来讲,语言形式的创新是写作中的一种诱惑,专业上叫做探索表达的可能性。虽然有大量作家在模仿,但是总有一些人在创新,在突破。小说采用什么形式,关键是要看它写什么样的内容,两者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记者:《尘埃落定》和《空山》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阿来:《尘埃落定》是一种象征性的、诗意的表达,但《空山》对现实的关注能力加强了,思想的表达加强了。写《尘埃落定》时,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我是经过史料研究,再加上一些想象,才完成那部作品。而《空山》就不同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书中的现实,而且每个人所经历的现实也千差万别,写现实题材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作家与评论】

　　批评家表现比作家更差

　　这几年,对当代文学、对中国作家的批评前所未有的强烈,既有国外汉学界顾彬的“文学已死”论,也有国内文学评论界如朱大可将中国当代文学称为“垃圾场”,还有年轻一代作者的轻蔑,如韩寒的“文坛是个屁”。在这所有的争议中,阿来几乎从未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而这次,阿来的观点很直接。

　　记者:你会看评论吗?

　　阿来:我不看评论,写到今天,自己该怎么写,要写什么,我已经很少受到外界影响,甚至不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多人说我好,我也不会过于骄傲,我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什么没有做成,至少到今天,我建立了自己的判断。说句不客气的话,批评家的表现,比作家更差,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些更差的东西?难道我看评论了,我就能写出更好或者更坏的作品?这就像我们讨论社会问题时不给社会开药方,搞批评的人也不要给我开药方。

　　记者:中国当代文学这几年广受诟病,也有很多人在质疑“作协”这种体制。

　　阿来:骂作协、骂文学的人很多,是因为骂它没有风险。作协和作家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你骂税务吧,怕招来人查你的账。这是犬儒主义在中国的体现,他们不敢批评别的群体,就批评作家,因为批评文学是最安全的,并且他们还可以表现他们的尖锐、正义感和道德感。不过说到它的体制,是需要做出改变了,其实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体制,整个中国的体制都需要改变。

　　【麦家和新书】

　　我比麦家有趣三倍不止

　　今年初,阿来当选为四川作协主席,而同时上任的副主席便是阿来的圈中好友麦家。麦家写过《暗算》等书,他是上一届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得主,本次他作为颁奖嘉宾给阿来颁奖。私底下记者问阿来,麦家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他说:“他最有趣的地方是无趣。”而讲到他自己,阿来笑言:“我比他有趣三倍不止。”

　　记者:你和麦家经常会谈论些什么?

　　阿来:谈一些理念性的东西,从不谈正在写的内容。我写作中是不让别人看的,有时候家人要看都不行。

　　记者:不久前你当选四川作协主席的时候,用了“惶恐”二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为什么?作协工作对你的写作有影响么?

　　阿来:我每周会有一半时间去作协那边工作,对写作没有太大影响,作协事务和写作是两码事。当初那么说,是因为既然别人选你,说明对你有期待,你得努力去尽自己的责任,但有时候用个人力量去达成别人的期待未必能够实现。

　　记者:据悉你的新作《格萨尔王传》马上要面世了?

　　阿来:没那么快,还有一点没写完,大概还有两三万字吧。我还没有交稿,按合同5月底才交稿,没到合同期我肯定不会交稿的。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下内容?

　　阿来:书还没出来,具体不好说。但我觉得“格萨尔王”的命运应该和《尘埃落定》差不多。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在现实当中,对现实有足够的判断,他们会从个人的角度去判断,有些人说现实不是那个样子,还有些人会说现实比这更黑暗。

　　记者:你是挺享受生活的一个人,喜欢听西方音乐、搞摄影之类,这些和你之前小说里的人物生活完全不同,以后会不会写这方面的题材　?

　　阿来:会,都市方面的肯定会写。写作是依靠生活经验的,我30岁以前是农村经验,之后是城市生活经验,新的体验一定会写出来。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