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故事

　　李桂杰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1950年，新中国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甚至在湖南，还曾经有过“香干子票”。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刘先生还记得，在他的生活中粮票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北方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实行粮票的年代，河北省粮票只限于在河北省内使用，跨省便作废。所以，走出河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顾客主食吃的。

　　刘先生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结婚，一晃10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3市斤河北省粮票、2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2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10个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回返。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省着吃，勉强回到了北京。

　　刘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到外地出门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所以，出门起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不是在外挨饿，就是铺张浪费。因为，对于百姓居家过日子，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都有所盈余。

　　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终于在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