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声音

　　(朵渔专栏之史间道)

　　陈丹青先生有一篇妙文，谈鲁迅之相貌：“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陈先生是画家，述人相貌可谓入骨。我有一册鲁迅先生的影集，时常翻阅，如睹其人。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听听鲁迅的声音，我想那声音应该沙哑而尖利，有一种绍兴官腔中少有的硬。凭空瞎猜，毕竟没有真听到过。

　　最近却意外听到了胡适先生的声音。195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做这篇演讲时，胡适已经66岁，刚从大病中恢复过来，但激情依旧，略带徽州口音的官话，中音中有昂扬、铿锵的调子，尤其讲到激动处，嗓音会一下子加大。“我们要做自由的文学”，每讲到“自由”二字，声音总是拖得长长的，先抑后扬，抑扬顿挫，仿佛唯有这样，才能将“自由”二字的真意讲透。

　　在这篇演讲里，胡适讲到，要反对一切文艺政策。同时他还讲到，自己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但广泛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命名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五四运动爆发前夜，胡适正陪杜威在上海访问，住在蒋梦麟家里。第二天一早，突然有几个上海记者前来敲门，胡适才知道北京出事了。

　　1917年，26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到北大做教授。这一年，陈独秀刚满38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蔡元培41岁……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启幕。胡适有一句玩笑话，说北大是因三个兔子出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一个中兔子是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一个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三人皆属兔。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当时的知识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景况？胡适回来后发现，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根本找不到，感到异常悲愤：“(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回国之后，胡适便成为了“新青年”圈子里的成员。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增订四版；1921年，《胡适文存》初版发行，八年之内印行了十二版，四万七千部，1930年又重排第十三版。胡适很快就成了知识界的中心。章士钊把“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归罪胡适，其实不知道这实在是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在《新青年》群体里，胡适也许没有陈独秀、钱玄同那么激烈，没有周氏兄弟那般深沉，但他更为开阔，清醒。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在那个激烈的年代里，“宽容”无疑是一种更为稀缺的精神资源。

　　胡适号称“青年领袖”，绝非浪得虚名，他有这个资格。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举一件小事：他的北京米粮库胡同四号宅，常有学生出入。某次，有学生要来拜访胡适，电话中约定上午七时，学生误听为下午。第二天，学生前往拜访，被告知胡先生不在家。正欲离去，胡适急匆匆赶来，迎至家中。胡问：“上午在候，何以不来？”学生说：“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也怀疑你误听，故特地赶回来。”如此姿态和雅量，如今做教授的，还有谁能做得到吗？

　　鲁迅与胡适相差十岁，可惜天不假年，鲁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胡适活到了60年代，也不能算高寿，但毕竟留下了他那充满激情与宽宏的声音。听胡先生讲话，感觉真是既不落伍也不浮躁，但开风气又表率群伦，这样的风范与规模，在当代实在难寻了。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去世。那天下午，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他在酒会上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讲这些话时，他显得有些激动。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黄昏时分，人们开始散去。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身子晃了一晃，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