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他的遗产仍影响当今世界——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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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他的遗产仍影响当今世界
2009年05月27日 16:21 来源:科学时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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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时报》聚焦:200年,永远的达尔文

  进化论提出150年后,他留下的伟大遗产仍然显著影响着当今世界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同时也是《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伟大的人和一本伟大的著作上。

  150年来,《物种起源》经历了种种挫折、怀疑和否定。但目前大多数科学家一致认为,进化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要理论体系一起,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支柱。正如哥白尼推翻“地球中心说”一样,达尔文理论否定了人类主宰自然世界的说法。

  一些学者在纪念达尔文时这样评价他: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150年后,他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仍然显著影响着当今世界。世界上的众多学术著作都由《物种起源》衍生而来。这些遗产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进化论经历了怎样的巨变。早期理论已与基因科学融为一体。

  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

  “人类的思想在19世纪经历了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在今天仍然影响深远……一个人,和一本书,成为现代生物进化论的象征。”

  达尔文生平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医生,他的祖父则是更有名望的医生,同时也是推理进化论者。在达尔文出生之前,他的祖父就将生物进化的概念介绍给了英国读者。

  达尔文在16岁时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由于无法面对重病患者的痛苦,或者另一种说法是,他不愿意解剖尸体,而最终放弃了学医。1828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在剑桥期间,他成为植物学家亨斯洛(Henslow)的门生,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31年12月,达尔文登上了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前往南美洲从事自然调查研究工作。最初他们在南美海岸调查,并多次进入南美洲西边的加拉巴哥群岛,经过太平洋到达纽西兰、澳大利亚及南非,然后又回到南美洲,直到1836年10月才回到英国。

  对于达尔文来说,这段经历是他受到的“第一次真正训练,或者说思想教育”。环球旅行为达尔文提供了深入自然的机会,也让他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进化论思想便是由此成形的。

  从小猎犬号回来后,达尔文已经是一位大有前途的地质学家。他的发现让莱尔对他肃然起敬,二人也因此开始了他们的终生友谊。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描述小猎犬号航行经历和发现的《航海日志》,很快成为19世纪最为畅销的旅游书籍之一。但是从这本书中,几乎看不到进化论的思想。

  同年,达尔文与他的表妹埃玛(Emma)结婚,到184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达尔文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从此除了去伦敦拜访亲友,或因健康原因去疗养外,几乎没有离开距伦敦几英里的唐别墅(Down house)。

  他一生只在三个地方生活过,4年在伦敦,5年在小猎犬号上,其余的时间都在唐别墅度过。

  尽管疾病缠身,达尔文仍然一边坚持积累物种方面的资料,一边从事一种人们很少知道的物种——海洋甲壳动物藤壶的分类研究。此外,与莱尔以及植物学家胡克(Hooker)的交往,也使他的索居生活得到调剂。1844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胡克成为此文的第一位读者。到1854年,达尔文感觉时机成熟,他决定开始撰写一部关于物种起源的巨著,然而,这个计划最终也没有完成。

  1858年,他收到华莱士(Wallace)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华莱士本人撰写的一篇简短的论文,这篇论文几乎涵盖了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这让达尔文又尴尬又难过。在莱尔的建议下,达尔文将自己在1844年完成的论文摘要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交给了林耐学会,却没有受到重视。林耐学会的主席在作当年度的年终总结时说:“今年……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一方面怕自己20年的心血被别人抢了先机,另一方面,华莱士的论文更增加了达尔文的信心,达尔文开始着手撰写摘要性著作,这就是1859年底发表的《物种起源》。

  从1860年到去世,达尔文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进化论的多个主题,其中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以及三本关于花卉有性繁殖的书。

  由于疾病和先天的羞怯,达尔文一直远离公众生活,他从未就进化论作过公开演讲,也再没有写过比《物种起源》更通俗的读物。

  达尔文对科学的贡献,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正式承认。尽管在1864年,他被授予皇家学会最高荣誉——科普利奖章,但表彰词中却明确说到,他的贡献不包括进化论。

  在宗教方面,达尔文年轻时是基督教正统教徒,逐渐转变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者。他自己说,这种转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以至于他从未感到过痛苦和沮丧。然而,达尔文的宗教观从未公开表达过,也正因此,在1882年4月19日因病逝世之后,赫胥黎才放弃与虚伪势力的斗争,协助将他的灵柩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在牛顿的旁边。

  达尔文的竞争对手华莱士,在面对达尔文的卓越成就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把自己的两本书,分别命名为《自然选择》(使用的是达尔文的术语)与《达尔文主义》。他在《自然选择》序言中,这样评价着达尔文:

  我自始至终都真切地感到欣慰和满足……最终不是由我尝试去写《物种起源》。我早就权衡过自己的优势,深知自己无法胜任。……所有这些素质到达尔文身上的完美结合,使他成为当今世上最合适从事并完成这一伟大工程的人。

  (本版文字均由记者洪蔚采访编写)

  150年来,达尔文的“战争”

  自从《物种起源》发表后,围绕着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议包含着科学与非科学的两个层面。

  科学层面:达尔文的胜利

  从科学上说,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gemmule)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持这种观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木村资生是一位较早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古生物领域中“间断平衡说”就是针对渐进的观点提出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比如随机漂变和自然选择两种方式并不矛盾,它们因环境和群体大小等条件的变化,交替起着主导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非科学层面:排斥与曲解

  其实,《物种起源》所引起的争斗在世俗层面上,比科学层面有着更多戏剧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早在《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1860年),达尔文的忠实捍卫者、年轻的解剖学家赫胥黎(Huxley)就曾在英国科学促进学会在牛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与牛津主教进行了一场举世闻名的舌战。在回答大主教提出的:“到底你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是猿猴的后代呢?”的问题时,赫胥黎坚定的科学态度和信心,彻底挫败了主教的威风,为达尔文赢得了胜利。

  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我由衷地钦佩你的勇气,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

  《物种起源》发表150年来,种种非科学的因素一直伴随其间。1926年,美国曾有一名中学教师因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理论,而被告上法庭。甚至到了1980年,在竞争世俗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美国总统时,两位候选人都急于公开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创始故事。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在宗教上比较保守的州还禁止在中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种现实都提示我们,尽管达尔文当时苦苦思索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在基因学这门新科学中找到了答案,而进化论却没有像他早期的支持者们所坚信的那样,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这种与世俗观念的争斗、无休止的争斗,长期以来也让生物学家们苦恼不堪。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在生物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不改变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致函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中写道:“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由于各学科的一系列发现,这一理论已被科学家普遍接受”。

  尽管教廷对达尔文的接受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却都竭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于达尔文同时代的斯宾塞,他以“适者生存”为口号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由此,达尔文理论迅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滥用”。几乎就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一些学者甚至以达尔文理论为依据,批评现代社会庇护“不适应环境”的成员,使他们免受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法则甚至曾经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它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力的剥削提供了理由,这种解释被赫胥黎批驳为“野蛮行径”。这种种对达尔文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使达尔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蒙受了“不白冤屈”。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批评达尔文“宣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然而,达尔文自己却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与努力维护《物种起源》的科学价值一样,赫胥黎一直努力维护着达尔文主义的合理适用范围,奋力抵制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支持者的狂热。然而,赫胥黎却没能再为达尔文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甚至他自己的孙子,也倒向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道德观。

  于是100多年来,从纳粹思想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流行文化,类似的曲解和误用从未停止过。

  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

  达尔文前的物种观念

  在19世纪的正统宗教和生物学思想中,物种概念包含着三个基本思想,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可再分观念。即物种“猫”的概念中,包含所有个体的猫,而其他动物都被排斥在外,与之毫无关联。这种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受到人们日常经验的支持,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表现出对这种观念的支持:正是那些在个体猫上未能全部表现出来的猫的本质属性,才是理性思维所要思考的内容。

  最终,《创世纪》教义将柏拉图哲学与普通经验结合起来,提出了上帝造物的思想。

  上帝造物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万物是由上帝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亚当给它们起了什么名字,它们就叫什么名字”。林耐(Linnaeus)的分类学方法,沿袭了这种物种间并无关联的、不变的思想。

  18世纪,随着动植物标本采集量的增加,以及对物种的系统研究分析,原本用来区分不同物种的差异变得不再成立。在开始写《自然系统》时,林耐坚信“种”作为分类单元的绝对性。但到了晚年,他也发现区分一个种和它的变种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在“种”之上又增加了“属”的单元,但他始终没有公开质疑“物种不变”的正统思想。

  二是每个物种的设计都非常完美。这种观念在当时受到自然神学的支持。1836年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归来之时,一位剑桥哲学家仍然认为:“整个地球,从一极到另一极,从周边到中心,总是把雪莲放在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在这种表述中,他强调的不是生物的适应性,而是造物的神奇。

  而这种思想在达尔文归来的60年前就曾受到怀疑论者休谟(Hume)的挑战,他在《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写道:“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适应状况良好,就去否认以前可能存在的不理想状态。”

  莱尔与拉马克

  许多人认为,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受进化地质学的影响最为深刻。在登上小猎犬号时,他随身携带着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当小猎犬号(Beagle)航行到南美时,他又得到了《地质学原理》的第二卷。在达尔文的自传中,他曾这样写道:“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考察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时,便清楚地体会到莱尔地质学研究方法的优越……”他在另一篇书信中更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影响:“我总感觉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莱尔的启发,对此我总是感激不尽……它(《地质学原理》)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拉马克(Lamarck)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推理进化论者,他早在1809年发表的《动物学哲学》一书,就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他在达尔文之前就注意到了环境的变化能影响动植物的习性与构造,使它们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向发展。

  然而,进化地质学与进化生物学,在19世纪初有着显著的区别。此时的进化地质学已经脱离了思辨哲学的范畴,进入科学范畴,也更早地成功挑战了《圣经》的创始说。凭着对自然界和特殊地质变化过程的明确认识,进化地质学家提出需要数百万年的地球发展史,才能解释地球上复杂地貌的形成过程。而根据《圣经》记载,从创世到基督诞生只有4000多年。于是在与神学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进化地质学家凭着无可辩驳的证据,最终获得了胜利。

  而进化生物学的状况则相差很远,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生物学基本上仍是一种理论推测,没有任何进化演变过程或机理方面的知识作为支撑,因此专业地质学家连同神职人员一起质疑它的理论基础。

  尽管像莱尔这样的进化地质学家愿意接受生物进化的思想,但他却无法接受拉马克的进化理论,认为那不过是凭空臆想。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进化机理,莱尔这位当时最伟大的进化地质学家,对当时所有的进化生物学思想都不予以认真考虑。直到他最终被达尔文发现的进化机理所折服。

  达尔文理论的诞生

  在跟随小猎犬号5年的考察中,达尔文有意识地收集生物进化的证据。在加拉巴哥群岛考察时,达尔文发现每个岛屿上的陆龟及雀鸟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又有些许的不同。他又发现加拉巴哥群岛的生物与南美洲大陆的种类非常相似。于是他开始怀疑岛上生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千百年来适应各个岛屿不同环境的结果。同时,他开始注意挖掘古生物化石,这些化石使他确信生物的进化确实发生过。

  考察经历和收集到的证据,使达尔文确信生物是可变的,但促成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1838年,他偶尔读了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马尔萨斯是一位神职人员,他指出:生物的数量往往以几何级数增长,会耗尽环境资源,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人类社会。

  尽管《人口论》是那个复杂时代的产物,充斥着完美创世的理念。但“生存斗争”的思想却提示了达尔文,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石之一。达尔文开始意识到,当种群数量不断增长,它们所在环境的资源即将耗尽时,自然界自有办法解决资源的供需矛盾。在某个遗传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物种中,自然选择会“清除”一些优势特征较少的个体。另外,如果同一物种的两个群体长时间隔离,它们很可能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物种,并且不能相互交配。

  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正式发表,达尔文进化理论诞生了。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提出了两个基本理论,第一,他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是由较早期、较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其次,他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来。“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与他的前辈理论的最大差异,它解决了进化机理中至关重要的附属问题。

  接受与实践:达尔文理论在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恰恰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

  在翻译时,严复在原文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注释与评论,从中不难看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

  作为桐城派古文高手,严复的注释与评论极有煽动力,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原意的理解。在《天演论》中,严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通过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他在翻译此书时,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又自己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他对进化论的认识,对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天演论》的感召,胡洪骍给自己改名为适,字适之,广东革命党人陈炯明也将自己的字改为竞存。

  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其实是不全面的,过分侧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

  中国早期翻译《物种起源》原作的译者,不是革命者就是人文学者。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一些人认为,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对“进步”却抱有疑虑。其实进步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的观念,达尔文对此并不赞同。他曾在笔记中写道:“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有适宜的环境,即使进化过程不会完全逆转,但应该是可以倒退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的理解却恰恰相反。

  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

  150年来,进化论面对的最持久、最强劲的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缺失的中间环节”,在应对这种挑战上,古生物学的贡献是最大的。早在1861年,德国发现的始祖鸟化石,就为刚刚发表两年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从恐龙到鸟的“中间环节”。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早期的羽毛、最早的龟类化石等等将所谓进化的缺环“越填越细”。特别是带毛的恐龙,为被达尔文称为“讨厌之谜”的羽毛起源问题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中间环节”。

  然而,从整个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目前国内与国外在进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一定差异,国外进化学者的队伍比我们要壮大得多,除了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长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工程。这些工程往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目前中国学者所作的研究,相对显得微观、局部,周期较短,因而大多不会涉及较大的进化命题。

  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在将来,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个“达尔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科学家一定不在候选人名单上。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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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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