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秋雨的拷问充满暴戾之气

　　- 周俊生

　　最近发生的拷问余秋雨“捐款门”事件，无疑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在去年的抗震救灾活动中，余秋雨表示自己要向灾区捐款20万元。现在，一年时间过去了，《北京文学》一位叫萧夏林的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余秋雨真的捐了这20万元。

　　萧夏林凭什么认为余秋雨没有捐款呢？他所根据的，只是全国4家报纸关于此事的同源报道和网络上的一些传言，据此得出余秋雨没有捐款的结论，基本上只能认定为一种个人的推断，而这种推断缺乏逻辑链的支撑是很明显的。但是，舆论却没有要求萧夏林就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反而转向余秋雨，众口嚣嚣，要求他拿出已经捐款的证据。尽管余秋雨方面已经有所回应，但批评家们依然不依不饶，一口咬定余秋雨的所谓捐款是欺世盗名，从而将其押上了道德的审判台。现在，对余秋雨的声讨已经从网络蔓延到了一向以严谨、恪守事实著称的平面媒体。

　　但是，尽管余秋雨没有如一些人所愿，拿出一张白纸黑字的捐款收据亮给大家看，那些批评家们又有多少证据证明余秋雨没有捐款呢？其实，按照目前一些批评家的逻辑，余秋雨即使拿出了这张收据，也已经说明不了问题，因为他已经侮辱了公众，甚至有人断言，即使他拿出了这样的证据，也不能排除他与有关方面合谋假造一张收据来蒙骗世人。想不到这种“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有罪推定”逻辑在今天的评论界还大有市场。看来，面对汹涌的舆论，余秋雨已经百口莫辩，一顶“诈捐”的帽子他是戴定了。

　　在这场对余秋雨的“声讨大会”中，我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的批评者都把自己打扮成了道德高蹈之士，从而天然地具有了审判余秋雨的资格，并且争相拥到审判台上，忙着向余秋雨吐口水。如果说始作俑者萧夏林的文字还有一点学者风度的话，进入这场“声讨大会”的众多批评家面对这一个众人皆曰可杀的“靶子”，已经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从而完全褪去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斯文相，开始了破口大骂，甚至用起了充满人格侮辱的咒语。一个叫“饕餮”的作者用文言形式在南方一家报纸上这样咒骂余秋雨：“大师竟不知五月乃恶月之首也，不知者原非大师之罪，而竟于恶月作孽，且一而再者，上干天道，中犯人情，下欺冤鬼，则大师之不容于江湖者，乃天道、人情并鬼神之报也。”读这样的恶劣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戴着瓜皮帽的昔日“绍兴师爷”正摇头晃脑地在给人构陷罪名。

　　但是，是谁给了批评家们这种闯进他人的私域领地翻箱倒柜，甚至“私设公堂”随意拷问他人的权利呢？余秋雨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可以不喜欢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一些行为，但对他所有的批评都应该建立在确凿无疑的事实的基础上。

　　当然，余秋雨又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的个人私域要比一般不知名的普通百姓小许多。即使如此，余秋雨毕竟不是一个官员，没有接受社会监督的义务。现在充斥于市肆的对余秋雨的声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的个人尊严，是法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明白，捐款并不是一种法律行为，不是一个公民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而且社会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作出捐款承诺后反悔。捐款的形式多种多样，按照中国的国情，捐款人对自己善款的去向，大都难以说得明白。退一万步说，即使余秋雨真的食言了，他也没有向社会作出说明的法定义务，社会更没有权利向他进行追问，甚至把他架上道德审判台进行有损其个人人格尊严的拷打。

　　对余秋雨“捐款门”的拷问，充满了暴戾之气，这是一种令人厌恶也让人不安的社会倾向。在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需要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哪怕是对一个被自己看不上的人，我们也没有资格对他进行人身侮辱。在这方面，评论家们并没有特权。如果社会上任何一个人可以毫无顾忌地闯进他人的私域领地，向他逼问一张收据，并且出言不逊，那么，社会的纲常就会乱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因为这种厄运随时可能转过来，附着到批评家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