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密档 李鑫在云南建立秘密党组织

　　云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于1926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根据192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扩大会议的精神，各地加快发展党组织的步伐，为迎接新的革命风暴做好组织准备。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云南建立党组织。

　　毛泽东推荐的人选——李鑫

　　派谁到云南建立党组织呢？这个人既要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要熟悉云南情况，还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之前中共广东区委曾派杨兰春同志到云南建立党组织，但杨兰春一到昆明，就被唐继尧政府盯上了，受到特务军警的严密跟踪和监视，结果无功而返。

　　现在派谁到云南呢？广东区委一直在寻找。这时候，正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向区委推荐了一个人选——李鑫。

　　李鑫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当年29岁，一年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云南龙陵县龙山镇人，从昆明私立成德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南大学农学系，后转入北京农业大学。李鑫爱读李大钊和鲁迅的作品，在京期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他同王德三、王复生一道，在云南在京学生中组织进步组织“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宣传革命主张，揭露北洋军阀和云南地方军阀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1926年3月18日，李鑫参与领导农大学生进行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活动，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血淋淋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同年，他从北京农大毕业来到广州，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因他稳重踏实，思考周密，遇事果断，对工作极端负责和热情，很得毛泽东赏识。

　　在毛泽东的推荐下，中共广东区委派李鑫回云南，给他布置了3项任务——第一，在云南建立秘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第二，推翻唐继尧军阀政府；第三，帮助国民党在云南建立党部。一个支部的诞生

　　1926年8月，李鑫从广州秘密回到昆明，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步当然是建立党组织，但建立党组织首先要有若干党员，光李鑫一个人怎么行？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党派李鑫回云南并不是让他孤军奋战。临行前，广东区委领导告诉李鑫，一年前，云南已经有了中国共青团的特别支部，他到昆明后可以依靠共青团来开展工作。

　　李鑫回滇后，首先与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吸收团组织骨干吴澄、严英武、杨淑德入党。这样，云南就有4名党员了。10月间，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又派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共产党员周霄和黄丽生回云南开展农民运动。两人到昆明后，立刻与李鑫取得了联系。李鑫感到，成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步是选择活动地点。为了保证安全，李鑫对选择开会地点慎之又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李鑫决定把周霄和黄丽生家所在的节孝巷作为开会地点。当时周霄家住节孝巷49号，黄丽生家住节孝巷24号，两家相距不到300米。

　　选择节孝巷作为开会、接头等活动的地点，不仅因为周、黄两人都住在这里，还因为节孝巷居住者多半是过去所谓的穷家小户，警察并不重视这一区域，而且这里正好处于3个警察所辖区交界地段，是“三不管”地区，最适宜地下活动。

　　1926年11月7日，这一天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云南的第一批共产党员选择这一天作为成立党组织的日子。当天晚上，在节孝巷周霄的家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由吴澄任特支书记、杨淑德任秘书。自此，云南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诞生了。

　　“倒唐”——不可能的任务？

　　党组织成立后，云南特支首先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推翻唐继尧政府。因为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两党的目标都是进行民主革命。唐继尧雄踞云南10年之久，羽翼丰满。刚刚诞生的云南党组织在强大的唐继尧军政府面前，看起来非常弱小。一方是手握大权、拥兵数万的云南最高统治者；一方是手无寸铁、势单力薄的革命者。要想“倒唐”谈何容易，简直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大家一块分析形势——唐继尧政府虽然强大，但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唐手下的4员大将(蒙自镇守使胡若愚军长、昆明镇守使龙云军长、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军长、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军长)同唐继尧之间也有矛盾。如果团结社会各阶层造成一致“倒唐”的舆论氛围，同时策反胡、龙、张、李，促成4个镇守使联合发难，完全可以将唐拉下马。

　　周霄和蒙自镇守使胡若愚的侄子胡问津曾是要好的同学，于是周霄自告奋勇，到蒙自去游说胡若愚。周霄到蒙自，住进旅馆后就给胡问津写信，约他到旅馆见面。周霄告诉胡问津他的来意，胡问津表示愿意帮忙，并拿着周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片回去交给叔父，让周霄在旅馆等着约见。

　　谁料胡问津一去杳无音讯，周霄在旅馆等了七八天，也不见有人来找他。周霄开始分析：胡若愚为什么不见他？并不是反对革命，不然绝不容他住在蒙自，就是不把他抓起来也要把他赶走。胡若愚既不赶他走，也不见他，说明心里正在矛盾动摇中。于是周霄决定冒险一闯镇守使官署，当面晓以利害，促使胡若愚“反唐”。名片传进去后，胡若愚即邀请周霄到大花厅座谈，态度十分客气。寒暄已毕，周霄逐渐把话题引向时局，胡若愚只是打哈哈，也不表露观点。周霄索性开门见山，表明来意。胡若愚神色郑重起来，起身请周霄到小花厅内他的办公室密谈。周霄此时料定，胡若愚已有反唐之意，只是尚有顾虑耳！

　　果然，密室落座，胡若愚谈到了实质性问题：“周先生，云南一向是唐公主政，如果改为民主政权，何人负责？”

　　周霄明白，胡若愚是担心“倒唐”后自己能否得到好处。于是说：“民主政府是由多数委员组成，但民主之后还要集中，委员会决议交主席执行。主席一职由委员中资历最深、声誉最隆之人担任。”说到此处，周霄话锋一转，“以胡军长资历而论，当在各军长之上；而声誉一项，只要军长实行革命，自然得到人民拥护。现在革命已是大势所趋，军长当审时度势，不落人后才是——只要不让旁人夺了首功，主席一职定在掌中。”

　　一席话说得胡若愚疑虑全消，当即表示支持革命，并请周回到昆明在国民党和各社会团体方面为他多多美言。这样周霄的任务圆满完成，辞胡回昆，向云南特支汇报。同时昆明方面，也由吴澄通过她与龙云夫人曾是“结拜姐妹”的关系，说服龙云支持“倒唐”。

　　将策反进行到底

　　4大军长搞定了两个，大家群情振奋。昭通镇守使张汝骥那里，一直是由云南省立师范教员李子固(腾冲人，艾思奇的叔叔，后也被吸收入党)来游说。李是讲武堂第一期学员，与张汝骥有旧交，经他与张多次恳谈，张已动心，但因为没有见过国民党方面的人，还有些犹豫不定。得知这种情况，李鑫决定，由黄丽生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见一见张汝骥。

　　1926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李子固带着黄丽生来到一丘田(即登华街下边)张汝骥的公馆。黄丽生一身西装革履，一副特派员的派头。张汝骥见到黄丽生非常殷勤，请黄坐在他的烟榻之上，并传以“司令”牌香烟。香烟袅袅中，张汝骥开口说道：

　　“兄弟对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本来是崇拜的，但唐公对兄弟有知遇之恩。现在唐公被一群宵小所惑，弄得怨声载道，成为众矢之的。我虽不能救唐公于危亡，也不能以下犯上，落得一世骂名呀。所以兄弟实在是有所顾虑，今日黄同志前来，恳请赐教。”

　　黄丽生当即说：“说到以下犯上一层，更可不必多虑。古时成汤伐夏、武王诛纣，历史上只说他们吊民伐罪、解民倒悬，何尝说他们以臣欺君？军长今日举旗革命，乃是保卫地方，爱护百姓，不仅不会落下骂名，反而会青史留名，为万世敬仰！况且胡、龙两位已决心靠拢革命，军长又有何顾虑？”

　　黄丽生慷慨陈词、侃侃而谈，纵苏秦、张仪再世，也自愧口才不如。一番话说得张汝骥心服口服，当即站立起来，猛饮一口茶道：“好嘛，好嘛！既是二、五两军都要干，我也绝不后人。今晚黄同志说的话很对，我决定和胡、龙两军长共勷义举！”

　　争取到张汝骥后，李选廷不久也表示支持革命。云南特支又策动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励进会等分别派代表到4个镇守使官署请愿，于是4位军长之间信使往还，秘密聚商，调兵遣将，不遗余力。1927年1月间，各方面军队已部署完备。2月6日，胡、龙、张、李齐聚昆明，4人领衔迫唐下野，重组政府，还政于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六”政变，硬是把唐继尧从“西南王”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二·六”政变后，党中央派王德三带领十多名党员来到云南，将云南特支改组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分设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学运等部门，更广泛的革命斗争在云岭大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云南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