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未完成的反思

　　8月18日，作家舒芜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之旅，他终于不需要面对千夫所指，可以独自远行了。但对于生者，如何看待这位作家的历史，则是一个需要辨析的话题。

　　长期以来，对于舒芜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集中在1955年是舒芜主动交出当年的信件，为逐步升级的“胡风批判”提供炮弹，还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以核对原文的名义拿走，之后导致了形势的骤然巨变，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然而，学者李辉等人发现，如果说，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有其合理性在内。那么，他在1952年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说“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则属主动倒戈。

　　时过境迁之后，舒芜曾经以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真心想帮助胡风”来为自己辩解。无独有偶，当年加罪胡风的周扬，在与胡风劫后重逢时，见面便说：“你受苦了，我也受苦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显然有着明显的自我开脱意味。

　　对于往事，舒芜晚年是有所反思的，他曾在《回归五四》序言中写到过，“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但是，无论是舒芜后来对自己行为的辩解，还是他对待往事的态度，有意无意之间，似乎总有点避重就轻。没有人会把“胡风集团”冤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舒芜个人，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舒芜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就必须迎合权力。正因为如此，有着切肤之痛的贾植芳、何满子等人，一直不能原谅舒芜。

　　在1955年批判胡风的浪潮中，巴金先生也是参与者之一。三十多年以后，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并非始作俑者的巴金，表现出了比舒芜更加痛彻心肺的忏悔和自责，而舒芜，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保持沉默并显示出轻描淡写的悔意，但是他和他生前所做的一切，将存留于历史的记载，接受追问。

　　□一泓秋水(北京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