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去过富厚堂了。富厚堂位于衡山余脉高楣山旁，清亮的涓水从它的身边流过，成一字形的主体建筑横卧在偏僻的湘中农田间，尽管只是两三层高的砖木结构，朴素得没有任何雕梁画栋，但布局讲究，庄重大方，加之仪门上方的“毅勇侯第”金字竖匾，于是便有一股威严宏阔的气象，显示出不同凡俗的器宇。人们习惯地将“富厚堂”称为“曾国藩故居”。

　　其实，同治五年由其弟督造的这座楼房，曾国藩本人连面都没见过，甚至对它的兴建，他也不赞同。曾氏一向以俭朴持身治家，虽然贵为一等侯，官拜大学士两江总督，却一再告诫家人要保持寒士家风。得知建富厚堂花去7000串钱，他“深为骇叹”，曾自称“何颜见人”！7000串钱折合银子不到6000两,不及他年底养廉费的一半，可他竟然如此不安，可见俭朴确为他的本性。而今正门上的“富厚堂”三个字是照他的日记摹写的，由此看来，他未给楼房正式题过字。这亦说明：在他的心里，始终没有接受这座让他的乡人引以为荣的侯府。

　　然而，曾国藩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富厚堂的。他存在于富厚堂的里里外外，存在于它的每一间房子、每一个角落，乃至于庭院里的每一丛花草、每一片竹叶。这里，的确是曾国藩的故居，是他永久的栖息之所，因为这里安顿的是他的灵魂。

　　他的灵魂，没有伴随着躯体，而是伴随着他晚年亲自检点过的毕生所写的奏章、书信、诗文和日记，伴随着他终生喜爱的书籍，在同治十一年那个草长莺飞的暮春，由南京启程，由轻舟托载，从长江进入洞庭湖，从洞庭湖进入湘江，从湘江进入涓水，然后稳稳当当地进了富厚堂。从那一刻起，曾氏灵魂便安息在富厚堂里，日日夜夜陪伴着他的子孙后人。

　　他的家人深知这一点，将这批文档和书籍视为镇宅之宝，专门修建了正宅北端的藏书楼。藏书楼高三层，翘檐凌空，颇有几分巍峨之姿。又礼聘专人管理，世代典守。曾氏后人见之如见祖宗，恭敬有加。后来，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曾家的文档和书籍不断增加，于是又在富厚堂院落的南端，兴造了一座新的藏书楼。据其曾孙宝荪回忆：北端藏书楼名曰“公记”、“朴记”。公记楼收藏的是曾国藩的文档和书籍。朴记楼收藏的是其长子曾纪泽的文档和书籍，其中还有纪泽从国外带回的英文、法文书，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等。南端新的藏书楼名曰“芳记”，收藏的是其次子曾纪鸿夫妇喜读的天文历算、星卜医相、小说等图书。曾宝荪说，这两大藏书楼“乃富厚堂的精华所在”。在这个寓居海外的著名教育家晚年的回忆中，她童年时期最大的乐趣，便是躲在两个藏书楼里读书。

　　每次来到富厚堂，我都会在藏书楼畔肃立良久，对它充满着无限景仰之情，心里想：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是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而其长盛的奥妙，或许就在这两座藏书楼里。黄庭坚说得好：“万卷藏书宜子弟”。年年月月，这两座藏书楼里所散发出的书香，汇聚一股气场，形成一个氛围，好比杏花村、茅台镇上空数百年积累的酒菌层使得该地酿出的酒特别好一样，曾氏子孙在书香的气场与氛围中长大，也自然就非同寻常。

　　但后来，这些藏书连同曾氏父子的文档，在富厚堂里都看不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富厚堂变为公产。房屋和各种器具都是有用的，藏书楼的物件却没有人要。富厚堂的新主人打算烧掉省事。此事被省里知道了，发下话来：将文档和书籍运到长沙。不久，这批文书被运到省图书馆。那个年代，从富厚堂里出来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受到冷遇：书籍被闲置，曾氏的文档则被锁进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里，从此以后无人过问。“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批文档因被遗忘而侥幸没有被烧。到了80年代，国家走入正途，抢救近世史料成为学界要务，有年长的学人记起这桩旧案，人们这才发现，这批档案的文字数量竟然是当年刻本《曾文正公全集》的三倍，便决定予以整理出版，于是乎，才有了15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

　　每次肃立在藏书楼畔，我心里总不免有一点遗憾：若当年这里的书籍和文档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有多好！然而今年夏天，当我随同看娄底的全国各地作家，再次来到富厚堂时，面对着往来如织的参观者、即将大兴土木的荷叶山水以及文正书店里陈列的众多曾氏研究专著，心里忽然有一番新认识：以曾氏的身份，富厚堂藏书楼中的藏件能躲过两次劫难，已经是奇迹了。它们走出富厚堂，进入公众图书馆，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更大。尤其是那批百年老档居然还能得以全部整理出版，轰动海内外(美国报纸称之为“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从而引发了一场方兴未艾的曾氏研究热潮，更是难逢难遇的文化幸事。如今的局面，岂不比藏于私宅秘不示人好过千倍万倍！富厚堂的藏书楼应无遗憾。

　　□唐浩明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所著长篇小说《曾国藩》获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