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浙江山阴县轩亭口被当街斩首，几日后此事在江浙一带掀起轩然大波。那时报业已经颇为发达，新闻自由程度也比较高，上海《申报》日销早在万份之上，各报纷纷报道此事，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因为清朝妇女判死刑，最重是绞刑，杀头很少见。这样一种当街斩首的血腥杀害女性的方式，在大范围内激起了公愤。另外，秋瑾牵涉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她是在大通学堂被捕，是知识女性，虽然身上带有枪支，但被捕后没有一句供词，只留下一纸，上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因此，秋案既让人同情，又让人起疑，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据当时报载，秋瑾之死，“女士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由山阴县署至轩亭口，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女士不发一语。”秋瑾遇难前，已经通知家人防范，亲属疏散到附近乡村。当她遇难消息传来，亲属躲进深山，恐遭株连。所以秋家无人收尸，后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成殓，缟葬绍兴府城外卧龙山西北麓。这便是秋瑾的首葬。

　　秋瑾死后，其家人为其不得入土为安，深深自责。两个月后，秋瑾兄誉章始秘密雇人，1907年10月，将秋瑾遗体挖出放入棺木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暂放。可是不久，殡舍主人得知这是“女匪”秋瑾的棺木，便令秋誉章迁走。万般无奈的秋誉章只好将棺木移至附近一荒地，以草扇盖其上掩遮日晒雨淋。这便是秋瑾的二葬。

　　秋瑾生前结拜了两个姐妹，叫徐自华、吴芝瑛。她们得到秋瑾死讯，哀痛欲绝，发誓遵秋瑾遗愿，“卜地西湖西泠桥畔，筑石葬之”。

　　1907年秋瑾死后几个月，刚刚经过丧女之痛的徐自华抱病孤身赴杭州。她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地，随后她又赴绍兴，至秋瑾家，安排迁葬。1908年2月，秋瑾棺厝落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此为三葬秋瑾。

　　当年10月，清廷御史常徽即上折奏请平秋瑾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与徐自华等人，很快从北京发出了“廷寄浙抚，查照办理”的朝旨。吴、徐二人闻之毫不畏惧，吴芝瑛发电给两江总督端方，声言“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慨称“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而无论是否其所作所为，均“愿一身当之”，只求“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后清政府并没有惩办具体人，但强令秋墓迁葬。1908年12月，秋瑾家人被迫将西湖畔的棺梓迁回绍兴城外严家潭暂放。翌年秋，由其夫家出面，棺骨被远迁湖南湘潭昭山，与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合葬。此为秋瑾的四葬和五葬。

　　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长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园。1912年夏，湖南政府很快把秋瑾墓迁葬于此，后来黄兴、蔡锷等相继落葬那里，这便是六葬。

　　但是浙江革命党人没有忘记秋瑾，陈破空亲自找到在南京任临时总统的孙中山，要求将秋瑾归葬西湖原址，徐自华也到处呼吁，后经民国政府批准，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1913年秋，秋瑾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原墓地，并修建了风雨亭和秋瑾祠堂。这算是七葬秋瑾，人们都会认为秋瑾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五十多年后的1964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有些人提出:“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于是就对这些“死人”采取了“革命行动”，把他们的墓迁到西湖的“边陲”——冷清没人知道的鸡笼山去了。秋瑾、徐锡麟墓也都难逃此劫。但是很快引起社会反响，第二年，有关部门又悄悄把秋瑾墓恢复。秋瑾遗骨遭到七上八下的第九次折腾。但是这还算是幸运，一年后，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这位已经故去六十年的鉴湖女侠，墓被平掉，尸骨草草处理，所以这次不能算一次迁葬。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想起浙江的女英雄秋瑾，记起西湖旁的那座让人魂牵梦绕的墓穴。有人上书邓颖超，重建秋瑾墓排上日程。当时唯一的线索，只知道秋瑾的遗骨移葬于鸡笼山东边山脚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由于时间流逝，原来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已种了庄稼、树木。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在原烈士陵园后面挖到一只陶罐，里面装的正是一具女性尸骨。附近一位路人正巧路过，当得知在寻找秋瑾遗骨后，激动地告诉文管部门:“秋瑾的遗骨埋在山下边。”根据路人的介绍，文管部门在一块棕榈树丛中的一株柏树旁边，挖出一陶罐，将遗骨拼接，确系女性。因秋瑾是清政府在绍兴用刀杀害的，颈部骨骼与常人死亡不同，经有关部门的严密鉴定，该遗骨属秋瑾确凿无疑。第十次，秋瑾再次葬在西湖之畔。

　　(摘自《晚清尽头是民国》　思公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