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岩村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做秘密工作的往事

　　前一个时期因为工作关系，我采访了当年在重庆红岩村工作过的袁超俊同志，他谈起当年在重庆做地下工作的往事，仍然头脑清晰，记忆清楚，就像讲述一个个惊险的故事。笔者将他的回忆整理成文，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

　　上篇:做秘密交通工作

　　秘密交通工作是笼罩一些神秘色彩的特殊领域，是机密性、政策性、纪律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重要工作。当年在重庆，为加强秘密交通工作，周恩来不仅提出严格而细致的要求，而且采取许多改进措施，指示袁超俊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是袁老的回忆:

　　首先，加强职业掩护。秘密交通人员都是以固定职业作掩护，按照职业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而且时间很长，有的几年，乃至十几年，期间不能有一点破绽。为此，周副主席提出严格要求:秘密交通人员要扮什么像什么，言谈、气质、行为、服饰、发型，甚至一举一动都要与扮演的角色相符合。

　　扮演角色就要化装。秘密交通员的化装不是演戏剧，要实实在在，从内到外都要按职业身份的要求改变自己。如有的同志扮演哥老会的人，首先就要学会哥老会的语言，这样才能与哥老会的人接头会晤。有的女同志扮演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在化装上不仅是穿高跟鞋、涂口红，而且一举一动都要流露出"娇骄"二气。为此，周副主席多次指示秘密交通员:无论是化装还是原装，服装一定要整洁，头发要梳好，皮鞋要擦净；避免衣服邋遢、头发蓬乱、皮鞋不擦。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有的地下工作者不太注意细节，虽然扮作商人、官员，西装革履，但衣服皱皱巴巴，还是像个农民，有时候被特务识破。在地下工作上，周副主席考虑得非常全面细致。

　　我们当时化装的衣服，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来自内部，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属去延安时，将身上的西装、旗袍、长衫等脱下来，换上八路军军装，这些换下来的衣服都保存起来，我们用时从中选；另一个是来自外部，到秘密交通员朱晓云所在的拍卖行去买。

　　第二，提高技术工作，这是地下交通工作的重点。为此，周副主席亲自抓，他让办事处在三楼腾出一间屋子，作我的秘密工作室，还把大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为培训国民党特务写的《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一书交给我，让我认真研读，全面了解敌特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提高我们的隐蔽方法，改进保密伪装技术。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我努力研读这本书，弄通弄准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招数，然后有的放矢，改进我们的保密技术。

　　为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选用了许多办法。先是用极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然后将之卷好，用蜡封上，其大小不得超过花生粒。根据国民党搜查的规律，将之藏到他们不太注意的地方，如自来水笔的笔管里、牙膏皮内，或者缝在衣服的边角里。由于隐藏得好，没出过什么事。但有一次我疏忽了，把一个秘密文件卷好，用蜡封上，放在牙膏筒里，由于密封不严，侵入液体，把字迹弄模糊了，好在还能看清。

　　为防止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查往来传递的文件，我们又采用密写和暗语等方法。密写通常有两种:一是用米汤书写，用碘酒涂了显影；另一个是用明矾水写，放到水面上显影。这两种方法容易被国民党有关人员查出来，我们改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水涂了显字；或者用绿矾水写，用黄血盐水显字。为了不致弄错，以邮票为记号，邮票正贴表示什么，邮票倒贴又表示什么。

　　有时候在邮递信件时，不用密写，改用事先约好的暗语公开写，这种暗语基本是反语。如:通知接头时间、地点，可写我4月5日不能去看姑妈，实意就是约定4月5日接头。再如:通知到达重庆时间，公开信可写，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到重庆，这就是说于1月10日抵达重庆。

　　第三，加强保密。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也是秘密交通工作的指挥中心。因此，经常有我党在各地的交通员前来递送重要情报；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前来面见周副主席；也有各省市党的负责同志，在交通员掩护下前来请示工作。对于他们的安全，周副主席非常重视，一再叮嘱我，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他们的身份保密。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红岩村办事处则处于特务包围中。据老同志们讲:办事处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的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有500多米，这段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

　　在这样险恶环境中，袁超俊他们是怎样完成往来接送的呢？袁老回忆:

　　如果来办事处的同志，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我们就开车把他们接来。有时我们也与要来的同志约定，在黎明前或者黄昏后他们自己上山，我们在半山坡上等候，把他们接到办事处。因为这时候特务看不清，也无法照相。特别重要的人员，不让其住招待所，而是单独安排在办事处的一个特别房间。外人不得进入。

　　他们离去时我们负责安全送走。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秘密工作原则，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

　　在周副主席领导下，我们一直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我们做秘密交通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更培养出了一大批像李侠、唐亚子那样的优秀交通员。

　　下篇:做秘密经济工作

　　做秘密经济工作，不仅要具备智慧和魄力，更要有对党和革命的事业的忠诚，有很强的保密性、纪律性及相关技能。为此，周恩来非常注重对经济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保护。在他的关怀下，一批经济干部成长起来，为秘密经济工作做出贡献的卢绪章，就是他一手培养的。当年负责联系的袁超俊老人作了回忆:

　　周副主席经常派我下山把卢绪章接来，而且特意叮嘱，一定保密。我理解周副主席的意图，卢绪章在重庆接触人多，熟悉他的人也多，一旦有人发现他到红岩办事处，张扬出去，那就不仅是暴露身份的问题了。为此我非常慎重，每次我都亲自开车把他接来，再把他送走。在办事处周副主席和他彻夜长谈，指示他在做好经济工作同时做好情报工作，要寓情报与统战中，为此要广交友。周副主席多次讲，地下工作者要做红心萝卜，外皮是白的，内心是红的。在这情融融意深深的交谈中，周副主席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传授给他，启发他的悟性，使他渐渐成熟。

　　为帮助卢绪章迅速掌握收集情报的方法，周副主席还让我传授经验。我把所掌握的技术和操作方法全部告诉他，他们很快掌握，并在实际中创造性的运用。

　　在重庆，秘密财务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更为保密。为此，周恩来指示特别会计部门，一定要安全第一、保密第一。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执行，工作细之又细。下面是负责特别会计工作的袁超俊老人的回忆:

　　特别会计部门除我还有两位女同志，她们是刘昂和王辉，负责管理账目和现金。我们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在账目上采取安全措施。账本都是用极薄的纸做成，很小，有10元人民币的3/5大。这个小账本不显眼，平时锁在保险柜里，遇到紧急情况几秒钟就毁掉了，放之方便，毁之容易，敌人不易搜去。为了保密，每笔账目都用代号记下。有时代号由周副主席亲自定，有时我们自己定。这样一本莫名其妙的"天书"，即使万一被敌人搜去，他们绞尽脑汁也破译不出来

　　每月收支的账目，由刘昂制成小小的明细表，由我和童小鹏初审，各自签字，然后送周副主席那里终审。基本每月初，周副主席审查账目，把我和刘昂、王辉都叫去。周副主席很认真，他打着算盘，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算，一笔笔地审查，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只见算盘珠上下跳动，一会就算完了。如果代号是我们起的，他不知道就问我们；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也问我们，和我们一起弄明白弄准。如果数字核不准，他更不放过，反复核算，直到完完全全核对为止。最后，他在账本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周副主席审查完，把账本交给我，我再把它锁到保险柜里。1943年6月，我随周副主席回延安，把历年的账本也带回。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我一本本整理清楚，最后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赖祖列同志。

　　周副主席这种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深深教育着我们，激励我们做好秘密经济工作。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我们工作人员每月只有三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很艰苦。尽管经济据点的同志们掌握着资金，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掌握着现金，可是谁也不动一分钱，连想都没想过。有时候我们饿着肚子去执行任务，手中的钞票都捏出了汗，也都一分不少的如数入账。

　　袁老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的提款、送款非常艰险。他们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的一道道检查，要躲过特务们的眼睛，每一步都与危险为伴。袁老说:

　　每次下山提款、送款，我都特别小心，先化好装，西装革履，拎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上车。为甩掉跟踪的特务，小车并不直接奔向要去的地方，而是七拐八拐，开到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我下车后先环顾一下四周，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如果一切正常，我就立即奔向目的地，抓紧完成任务，然后急速绕道上车，以免被特务发现此处，暴露目标。我上车后，司机加大油门直奔办事处。说实在的，尽管没出过差错，但是每次出去，我心里都像揣个小兔子，很紧张，完成任务回来，有时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因我手里提回来的不仅仅是钞票，那是党的活动经费，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筹措来的啊！

　　有一次，周副主席交给我很大一笔美金，让我伪装好。我接过来后想了许多办法。先把它放在皮箱底的夹层里，太厚，不行；从厚厚的的大字典中取出一部分，把美金镶嵌进去，从外形看和字典一样，但是还不妥，一旦特务搜查，不是又暴露了吗？　

　　想来想去，我只好把这些钞票用胶水粘在一起，外面糊上纸，变成一块厚纸板，放在箱子底下。

　　在袁老讲述中，有这样一件往事扣人心弦:

　　那是1942年的一天夜晚，我受命带着大叠钞票到棉花街秘密交通点接头。临行前我化装成一个商人，把钱装在密码箱里。为防意外，我不用司机，亲自驾车，按事先约定地点，来到这个交通点的楼口。我一步一步踏上楼梯，可尚未到交通点这位同志家时，从楼上下来一位国民党官员，冷冷地看我两眼，我也不卑不亢地打量他两眼，他突然问我:"你找谁？"我一下怔住了，因为很快就到交通点门口了，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我的心悬了起来。就在我愣神的一刹那，他忽地冲上前揪住我的衣服，不容分说又推又扭地把我往楼下拽。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他竟说我是小偷。这句话让我悬着的心悄悄落下，证明交通点没出事。这样，我被他野蛮地拽到楼外旁边的警察局。

　　怎样摆脱他们的纠缠呢？既要保护好随身带的美金，又要按时完成任务。我灵机一动，利用自己扮演的角色进行掩护，与他们明斗，想办法镇唬住他们。于是我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说我是贼，真是开国际玩笑，凭我这堂堂的商人，怎么能去当贼？"我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西装革履。

　　那个官员没有被镇住，气哼哼地说:"看衣服就说不是小偷，没那么容易，前几天我们就抓住一个小偷，穿的也是这么阔气，说不定你是个穷光蛋呢！"

　　我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在他和警察局的人面前晃了晃说:"看看，大爷有钱！"

　　然而，他们还是不放过我，无奈我只好亮出最后王牌--徐恩曾。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而且今晚周副主席也在那里。于是我轻蔑地看了他们两眼，很神气地说:"既然你们不相信，那么，就请跟我走一趟吧，咱们到徐恩曾府上说话，在这儿犯不上跟你们磨嘴皮子，到那儿，你们就知道大爷我是谁了。"

　　这几个家伙有些被镇住了，但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硬着头皮跟我走。我开车把他们带到徐恩曾宅院的门口，气哼哼地说:"到了，请下车吧，我进去汇报，你们稍候。"说完我进了屋，跟保卫周副主席的副官龙飞虎说了。龙飞虎随即走了出来，把他们臭骂一顿。这下子他们老实了，像霜打的茄子似的，耷拉着脑袋回去了。

　　类似这样的事，我们经常遇到，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才能化险为夷。

　　吕荣斌